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眼前那都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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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场高考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月末。那时候还没实行教改，高校也没有扩招，跟现在相比上大学的利益一是自制——那时候另有"公费"一说，我记得扣除种种补助后，学杂费、住宿费一年也就要1千块钱出头；二是结业包分配——这导致许多人上大学就是混日子，效果我那一届大学都上完一半了，政策又改成了自主择业，搞得大家哀嚎一片。
不外有利就有弊，好比说那时候的高考录取率也就30%多。我所在的高中在家乡这个海内二线都会能排前三，效果考上一本的就20个左右，另有不到30个同学还能找到个学校落脚，剩下快要10个倒霉蛋只能沦落为"待业青年"——要是换成差一点的学校，一个班能有10几小我私家捞到个专科念就不错了。
相比于现在快要八成的录取率，我们那时候面临的是考不考得上的苦恼，现在更多的则是考个勤学校的问题。
厥后我又接触过或是相识过一些录取率越发"感人"的考试，好比国考、司考、（注）会考等等。不外要是跟古代的科举考试比起来，这些让无数现代人闻风丧胆的考试的，面目肯定会连忙变得平和可亲起来。
科举考试有多灾——全国竞争、不分年事段层层淘汰不说，最终录取率还只有个位数。
科举制起于隋唐，在两宋逐渐完善，到了明清到达壮盛，这是一种在其时条件下最公正也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方法。哪怕到了清末被迫破除，人们还是找不到比科举更好的法子，最后折腾了一大顿，如今的高考也好国考也罢，其实还带有浓重的科举考试的影子。
不外相比于现在的考试，古代科举考试的难度简直称得上地狱级，录取率更是低得可怜。
我在网上查到一组数字，说是从隋唐到清末科举的录取人数为162450人——这个数字显着不靠谱，或许率是把唐宋时期的"明经"、"明法"等诸科、"特奏名"等恩科以及武举都盘算在内了。如果仅以人们视作科举正途的进士科来盘算的话，唐朝或许录取了6千人左右，两宋的数字在2～3万之间，辽、金、西夏和元朝加一起不到5千，明清两朝合计5万出头，那么从唐初到清末不到1300年时间里，中国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或许有8～10万人。
根据科举3年一考的或许频率，差不多每科录取180人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科举的录取率到底有多低？我们可以拿明朝做栗子来说明一下。
首先，科举是一种层层选拔、逐级淘汰的人才选拔方式。好比前文提到的那180个幸运的家伙之所以能够拿到进士的头衔，是因为通过了会试和殿试（从宋仁宗开始，殿试不再黜落考生）两级考试。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四级考试，划分拿到童生、生员（秀才）、举人的"文凭"（会试过关称贡士，再经殿试让天子过目后才可称进士）
插句闲话——一连拿到县试、府试和院试考试头名的，叫"小三元"；能在乡试、会试、殿试一连夺魁的叫"大三元"，"连中三元"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而能在从县试到殿试"连中六元"者，中国历史上只有明朝的黄观和清朝的钱棨两人而已。
在明朝，只有通过了县试和府试两级考试的才气成为童生。然而童生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拿到了考取生员的资格而已，并不被以念书人为主体的士医生视为同道，社会职位和待遇跟普通黎民区别不大，或许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文凭。不外今天的小学生可以跟小朋侪划等号，当年的童生可是没有年事限制的，耄耋之年的童生触目皆是，被时人笑称为"老童"。
童生通过院试之后就成为了生员，俗称秀才。生员与童生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已经算作有"功名"在身，被视为士医生阶级的一员，固然也是职位最低的成员。不外生员能获得的利益还是许多的，好比可以免去徭役、见官不跪、不受刑讯、可以不受限制的外出游历等等。同时生员在地方上很受尊重，是念书人的代表，因此成为地方士绅阶级的主干，经常被当成是平民与官府相同的渠道。
不外生员并没有俸禄，也没有做官的资格（可以做吏），如果不能在功名上再进一步的话，往往生活拮据。因今生员往往受到高等士医生甚至是平民的讽刺，好比秀才就经常跟"穷酸"二字有着密不行分的联系……
别以为秀才穷酸就跟路边摊上的明白菜一样不值钱——明清时期院试通常三年两考，每考录取2万人左右。以其时的人口盘算，或许15000人中能出一个生员，即便清除掉其时规模庞大的文瞽者口，差不多也是每200个以上的念书人，才气有一个考上生员。
如果把生员比作初中文凭的话，根据这已经用上千分比的录取率，我们今天的大部门人似乎都无法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
生员再通过乡试的话，就能成为举人，也叫孝廉。乡试在明清时期每3年考一次，凡本省的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岁科、录遗及格者，均可应试。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至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亚魁"，不外凡中试之举人理论上都可以获得做官的资格（一般是学官或县官，相比于进士身世的官员，举人身世的官员一般很难升到五品以上的官职），还可以到场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现在的高考是分省组织的选拔考试，与乡试大致相当。那么这种古代的"高考"录取率有多高呢？经由童生、生员这两等三级考试的严格淘汰，应试考生素质的提高使得乡试的录取率较之县试、府试和院试终于大大提高啦！
有多高？我国在上世纪80年月前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或许在5%到7%之间，相比于今天已经低得吓人了，可还是比明朝的乡试录取率高——据统计，明朝时期各地乡试录取率在2.2%～6%之间浮动，不外可算是无须再用千分比来盘算啦。
好比凭据《嘉靖十年山西乡试录序》纪录，山西省在明仁宗洪熙元年有1425人应试、录取65人，录取率为4.6%。固然差别地域的情况是差别的，好比在嘉靖十年，顺天府（今北京，作为首都无论古今都市受到照顾）的乡试录取率就到达了7.0%；而在万历三十一年，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文教蓬勃、考生多，竞争越发猛烈）的乡试录取率只有2.2%。
所以今世高中生要是穿越到明朝去，就算不思量知识体系的差异，想拿一张"大学文凭"也基本上没啥指望。
至于在科举制度下的终极考试——会试，录取率再进一步提高。明初朱元璋为了笼络念书人，会试的录取率一度高到吓人的60%，不外这不是常态。从永乐到正统年间，会试的录取率还维持在10%左右，今后一路走低，到了明末只能到达6%～7%之间。固然到了清朝录取率就更低了，从没凌驾明末的水平，道光三十年甚至只有3.5%，成为明清两朝近500年录取率最低的一科。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整天吓唬我们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夸张。根据现在全国各地"初升高"50%左右的通过率以及高考快要80%的录取率，或许3其中学生里边就能出一个大学生。
这还是同龄人间的竞争。而在古代科举考试中，考生面临的竞争对手下至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上至屡败屡战的耄耋老朽，其中可能有他的父兄、叔祖，也可能有他的师父甚至师祖，竞争的猛烈水平完全不是一个品级上的。
那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甚至还不止。
可就是这样堪称地狱级难度的科举考试，在宋朝的制举眼前，基础不值一提。
再说说宋朝的制举有多灾——失常到了经常没人敢考的田地。
如果科举只是堪称地狱级难度的话，宋朝的制举就直接能把人打进十八层地狱……
那么什么是制举？
制举又称制科、大科或特科，是古代为选拔"很是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的、很是规的考试。制举是模仿上古策举贤良的传统，通常需要天子诏征，亲行策试，所以并非像科举那样定期举行，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制科考试难度高到失常，即是享誉海内的文宗、宿儒也不敢轻易实验：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差别，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品德、才气、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暂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养、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新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三十四》）
唐朝的制举没有厥后那么失常，还是与"生徙"（中央或父母官立学校的学生到京师应试）、"乡举"（经州县考试及格后到京师应试，即科举）并列的念书人的"三途身世"之一，尤其是在初唐。好比唐高宗时的宰相张行成，就是制举身世：
"隋大业末，察孝廉，为谒者台散从员外郎……家贫，代计吏集京师，擢制举乙科，改陈仓尉。高祖谓吏部侍郎张锐曰：'今选吏岂无才用特达者？朕将用之。'锐言行成，调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补殿中侍御史，纠劾严正。太宗以为能，谓房玄龄曰：'古今用人未尝不因先容，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新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二十九》）
与张行成一样同是制举身世的唐朝名臣、文士另有崔仁师、苗神客、王勃、格辅元、苏瑰等人。不外唐朝的制举处于初创期，录取的尺度也那么严格，有时甚至比科举还好考。
至于考试科目也随着朝廷对于人才的需求或是天子的意愿随时变化。好比国家需要军事人才了，就设"足安边科"；天子喜欢音乐了，就设"才膺管乐科"等等，其他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科目的设置也大要如此。因为是有针对性的选拔"很是之才"，所以不像科举那样有牢固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能考中几多人没有一定之规，通常都在天子的一念之间。
这种情况到宋朝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
宋朝制举的特点之一就是考试时兴时罢，科目也变化无穷——宋太祖乾德二年，诏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养"这三科作为制举的考试科目；宋真宗景德二年将科目增至"贤良能直言极谏"、"博达坟典明于"、"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政理可使从政"、"识洞运筹决胜"、"军谋材任边寄"共六科；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变法，罢制科就是新政之一；宋哲宗继位后先是恢复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没过几天就改主意再度破除；南宋以后复置制举，但仅设一科，而且还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好比宋真宗赵恒和宋仁宗赵祯就对制举很是感兴趣。这爷俩在位一共66年，举行了14次制举考试，两宋319年总共才考了21次（数据统计可能不全）；而南宋149年我就查到了一次制举的记载，或许是被女真人和蒙昔人欺负得太狠，没这个心思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哪怕有人学究天人、能耐大到考过制举跟玩儿似的，可偏偏遇上了一个不喜欢开制举的天子，那也只能自认倒霉，最终求考无门了。
制举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很高。在唐初的时候，对应试者的身份限制很少，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厥后的限制就越来越多，到了宋朝的时候制举的门槛就更高了——现任官员应试至少要获得参政知事（相当于副相）以上的高官亲自推荐才行；若无官身的话只有高官的推荐还不行，父母官还要把应试者的祖宗十八代查个底儿掉。不仅如此，应试者在到场御试前还要通过"摸底考试"，也称"阁试"——这个阁试才是最失常的，就是一帮老学究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籍经义中穷搜博采种种生僻少见而且艰涩难明、弄欠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谜底的题目，然后让一帮全天下最有才气的念书人对着试卷干怒视，哭都没处哭去。
这是导致宋朝的制举难度到达十八层地狱级的基础原因——两宋能考中进士的有2～3万人，加上七零八落的诸科、恩科、武举等等弄欠好近10万人，可是能考中制举的有几个？
制举在两宋考了21次，一共才录取了49人……
话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院院士共增选了快要2000人，社科院学部委员（含荣誉委员）也有近200人，远没有两宋的制举门槛高。
那么这49个超级无敌的"学霸"是不是都可以傲视天下同仁、自以为很牛叉？
还真不是。
因为宋朝制举考试的结果又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为虚设，从不授人。所以结果最好的是第三等，同时第三等和第四等里又细分出两个"次等"的级别。而这49名"学霸"中的大多数只能拿到代表中等结果的第四等和第四次等，只拿到最低结果第五等的也不少，拿到第三等和第三次等的划分只有2人和1人。
在宋神宗一朝干过参政知事的名臣张方平，天生就是个天才级的人物：
"方平颖悟于书，一览不忘，善为文，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伯于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三·集部第六》）
就这样一个天才，还受到了宋绶、蔡齐等高官的赏识，在27岁时信心十足的报考了茂才异等科（也可能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效果考是考上了，却只拿了个最低的第五等。不平气的小张同学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4年后又卷土重来，报考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为必高中无疑，效果这回拿的是第四次等……
彻底被制举的失常难度打败了的小张这回死心了，终于老老实实的回去当官。不外张方平也成为两宋唯一一个两次挑战制举的家伙，堪称勇气可嘉。
然而张方平跟制举的缘分还没完——与他关系莫逆的苏轼和苏辙都到场过制举，其中苏轼更是成为两宋拿到第三等这个最优结果的二人之一。
宋仁宗嘉佑六年，苏轼、苏辙兄弟受欧阳修等人举荐到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其时阁试的六论题目划分是"王者不治夷狄论"（出自何休注《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刘恺丁鸿孰贤论"（出自《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出自包咸注《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形势不如德论"（出自《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礼以养人之本论"（出自《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既醉备五福论"（出自郑玄笺注《诗经·风雅·生民之什》）。这6道题要求一天内完成，不少于3000字；答题时必须明确指出题目的出处以及相关的上下句原文，才被视为"通"，然后在此基础上摆事实讲原理，作文以叙述；考生须到达四"通"以上方为及格，才气到场御试。
据司马光厥后在《司马温公集》中纪录，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不知道"形势不如德论"的出处，而苏辙则对"礼义信足以成德"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无所知——饱学如苏氏兄弟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
制科考试有多失常，苏氏兄弟就有多牛，以至于把别人吓得都不敢考了：
"东坡云：顷同黄门公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琦）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师友谈记》北宋·李廌）
另一个堪比苏轼的人物叫范百禄（《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但凭据《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纪录，他似乎也考了个第三等），考中第三次等的另有一个吴育。不外北宋制举虽然选拔出了如苏氏兄弟、富弼、张方平这样文豪、名臣，但大多数都像范百禄和吴育一样淹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而没没无闻，这说明光是学问好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两宋之后，元朝连科举都办得三心二意，更别提制举。明朝的朱家天子更是喜欢自己立规则，所以视制举如敝履，于是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中断了500多年的制举才获新生。
不外康熙天子搞的博学鸿词科跟唐宋时的制举有着本质的区别。康熙十七年，因为三藩之乱将平、清政府的统治也进入了较为平稳的状态，所以康熙天子为了招揽汉族念书人、尤其是那些心心念兹在兹"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的人心，所以下诏举行了这次考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分析经史，润色词章，以备照料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岂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将亲试任命。其馀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
于是全国巨细官员齐努力，不管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一共划拉来143人应试（另有很多多少大儒名士或逃跑、或硬顶，死活不来），最终录取了50人，录取率凌驾了三分之一——这完全没有了制举的失常味道，也让人提不起兴趣。
乾隆元年，到处相仿其祖的乾隆天子又开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这次全国上下共举荐了276人，最终录取了19人，录取率与其时的科举差不多。
此外，清朝还开过孝廉方正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也能算作制科之列。不外前者举荐颇多冒滥之辈，名声很差；后者就在光绪二十九年考过一次，选拔出了梁士诒、杨度等近代名人（不外厥后这两人都被慈禧太后取消了录取资格），也算没白考一回。
不外跟宋朝的制举比起来，这些玩意就更像是在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