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高考评价体系”误读为考试纲领

□熊丙奇

教育部考试中心克日公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从高考的焦点功效、考察内容、考察要求三个方面回覆“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考试本源性问题，从而给出“造就什么人、怎样造就人、为谁造就人”这一教育基础问题在高考领域的谜底。

有一些舆论把这解读为翻版的“考试纲领”“命题规模”，而教育部考试中心卖力人已经明确表现，“该体系不是考试纲领，也不是界定考试规模的规范性文件，而是综合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尺度而形成的考试评价理论框架”。也就是说，这是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理论研究结果，这会对未来的命题有所影响，但影响不是政策层面，而属于理论层面。

其实，只要看看这一体系的公布方式，就会明确，这不是什么规范性文件，也不具有教育政策那样刚性的约束力，因为规范性文件不行能以出书图书的方式公布。眼下出书的图书“主要供高考命题人员、高考研究人员、教育考试治理人员以及宽大师生学习参考使用”。

舆论和民众也不要想着从这一评价体系中获得高考命题的重点、规模。我国已经宣布取消中高考考试纲领，取消考试纲领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扭转“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倾向。对于取消考试纲领，也有一些西席和家长有差别的意见，认为这反而会增加学生的肩负，因为没有了考试纲领，那教学纲领就酿成了考试纲领，意味着所学的都可能要考。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依旧有“探询”考试重点、规模的心理，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也就容易被一些媒体的“标题党”炒作，以博眼球。但不得不说，这会令有这些想法的家长失望。“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想通报的信息是，考试在当前虽然还具有指挥棒的作用，但考试评价更应该为中学提高教学质量服务，所谓考察内容分四层：“焦点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就是告诉学校和家庭，要重视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学科素养造就，不能“高分低能”。

固然，要扭转“考什么才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倾向，仅仅取消考试纲领、公布考试评价体系是不够的。要让基础教育学校不盯着考试教学，首先必须消除功利的升学教育政绩观，地方政府不能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不能片面地以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和西席教学，而应该推进依法治教。即要求学校必须按教育执法法例开齐开足所有课程，保证课程教学质量。当前，有的学校将没有纳入升学的科目边缘化，挤占这些科目的课程教学时间，同时，纳入升学的科目，只教要考的内容，不考的就不教。这从依法治教角度看，是违法办学。没有完成国家划定的基本教学任务。坚持推进依法治教，也才气消除家长、学生认为学那些不考的内容没有须要，是增加肩负的看法。

其次，要推进考试评价革新，最终实现“考试社会评价，中学自主教学，大学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从久远看，高考评价应该从“指挥棒”变为“服务器”——评价中学教学，为大学招生提供评价依据。这样，就从基础上解决围绕考而学的问题，形成“学什么，考什么”的评价服务体系。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信息泉源：2020-01-10 《羊城晚报》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0-01/10/content_114_227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