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看法】张超中：中国养生文化的教养功效及其今世价值

摘要：中国文化原来就有注重养生的传统，展现其养生内在也是促进实现其现代转型与创新的基本路径。而在建设康健中国的历程中，必须改变以往的疾病医学模式，形成以养生文化的教养为主的新的康健生成模式。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的全球化生长，亟待建设以“精神科学”引领的养生文化教养体系，这是一个化解文明冲突，实现“和而差别”的新路径。

关键词：中国文化；全球化；教养；精神科学

原文载于《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年2月第35卷第2期，文章内容有删节

我国历史上的养生与教养

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庞大要系，而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养生，并通过养生之理法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获得阐扬，以助教养。

在我国最早的中医文籍《黄帝内经》中，就纪录了“圣人”关于养生防病的“教养”原则，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明确指出“圣人”之所以注重“治未病”，原因在于必须顺应“阴阳”之“道”，而一旦违背，将会带来“死”和“乱”的倒霉效果。我们看到，《黄帝内经》的上述思想与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教王化思想相一致。《礼记·经解》说：“故礼之教养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认为“礼”的教养功效就在于防微杜渐，使得“歪风邪气”无藏身之地，形不成危及社会稳定的势力。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授时》中也说：“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养，以防道其民”。指出政府设立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养的方式，让黎民自觉遵守道德礼仪，形成和乐纯正的民俗。因此，《诗·周南·关雎序》有“美教养，移民俗”的说法，认为通过“诗教”能够促进社会民俗的改易，使人心归正，这既是孔子“思无邪”的原意，也是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深刻之处。

上述医学与儒学所主张的养生教养思想在道学、佛学、武学、农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各有体现，而且可以通过历代养生家的实践成就，详细认识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和技术的完备与富厚多彩。一般来说，儒家有“仁者寿”的看法，道家的“性命双修”以及佛家的“戒定慧”和“明心见性”等文化特色也都可看成是其奇特的养生传统。在我国历史上，养生家的养生实践也称作“养寿”，其意是说长寿目的的告竣是其文化修养的效果。《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把老子的长寿称为“养寿”，为历代养生家的养生实践举行了文化上的注释。只管各家对“道”的主张和实践差别，可是中国文化都普遍重视“修”，即理论和实践要统一起来，所谓“道术合一”或“寓道于术”。今世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这是现代文明普及的效果。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人或群体的高寿或者超高寿的实现，一定是养生文化的缔造性结果，需要使其理论和履历普及于社会，故而有“圣人”之“教养”。而《老子》又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教育，其所强调的则是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养生文化的教养是通过养生实践而完成的，这也是养生家层出不穷的原因。对释教来说，由于其本非中国的原创文化，其在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则普遍将其看作一种养生的“方术”，释教也通过与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格义”而逐渐被接受。及至释教在中国自成体系并逐步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儒家、道家和佛家之间互通互惠，释教也在唐宋之后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不行支解的有机组成部门。至今为止，释教天台宗的“止观”秘诀仍然被看作基础性的养生方法，虚云大僧人化裁《孟子》精义为“过化存神”作为其在江西云居寺纪念馆的匾额，印度文化专家徐梵澄先生最后以《陆王心述》为其学问的总结，充实说明晰“养生”与“教养”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因此，杨玉辉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华养生学》中把玄门、中医、儒家和释教作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代表。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庙、祠堂、道观和寺庙遍布于城乡各地，而主持这些具有辅助教养功效机构的多是德高望重之士，他们养生有道，从而养生文化自然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文化。如今，随着传统文化的再起，顺应我国夏历节气而开展的种种养生运动富厚多彩，民族文化的历史影象正在逐步被叫醒。

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转型

老子、孔子等道家和儒家的建立者原来也是养生家，而孙思邈等养生家则以医为业，且历代医者也多为长寿之士。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与养生文化之间具有体用一致的关系。可是，从历史上看，养生文化并不是显学，其主体理论和方法多藏于传统文化之中，识者自识，而不知者则认为中国只有诸子百家之学。因此，各家虽尽擅其养生之长但缺乏成熟的养生文化流传体系，这也说明从养生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认识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亟待建设。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在遭受严重打击之际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转型。我国学术界在探索转型生长门路的历程中，大多是注重于中西文化之间体用的差别，却很少从养生的角度举行跨文化的比力研究。虽然民国时期有陈撄宁先生倡立仙学以弘扬玄门养生，可是我国主流学术思想界却不重视这种创新。在现代医学的压力下，我国传统医学界多从中西医学会通的角度促进中医药的医疗创新，也很少从养生的层面开展独立性的研究。固然，上述现象的泛起并不是因为学术界普遍缺乏养生修养，而是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文化的重大价值无以显现。从哲学上看，“遮蔽”和“去蔽”的观点虽然因为现代现象学的研究而盛行，其义则是要去“科学”之狭隘。无独占偶的是，在《荀子》中也有“解蔽”篇专门叙述“蔽”之体现，称其为“心术之公患”。由此可见，上述所谓“时代性的遮蔽”是指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以及“革新开放，生长经济”，没有把心思用在养生上的时代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康健成为终极性的追求，养生文化的教养正当其时，那种年轻时“拿命换钱”和年迈时“拿钱换命”的普遍现象将会逐步消失。

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与科学全球性的挟势生长之下，中国文化与科学在近现代遭遇到了建立以来的最大挑战。只是在经受住了西方文化与科学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生长又柳暗花明，且其独立自主生长的趋势也越来越显着。只管在卫生与康健领域，国家行政主导权事实上已经由作为现代医学的西医掌握，而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学则被迫走上“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门路，可是，在现代医学迅速生长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之后，今世社会逐渐发现其缺陷也越来越大。首先，现代医学在本质上属于疾病医学，而随着疾病的庞大多端，其诊断和治疗历程则带来更多的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致使现代医学生长陷入了来自于方法论的逆境。其次，现代医学虽然鼎力大举提倡预防医学或公共卫生学，使得人均寿命普遍获得提高，但其对个体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却没有几多有效的理论和履历。鉴于现代医学不够今世之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21世纪当鼎力大举提倡和生长康健医学。至于何谓康健医学，又如何生长和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准备不足，西欧国家也彷徨不定，而我国养生传统深厚，正当以康健医学的姿态奋力有为于今世。

从观点上看，“康健医学”是相对于“疾病医学”而来的。在对现代医学不是康健医学已经取得共识，而对何谓“康健医学”尚未取得全球共识的情况下，中医药学被认为是康健医学，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康健医学的显现。对此，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对“康健医学”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现在的康健医学的界说都乱了。美国曾经邀请我讲学，关于healing force，就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我说能不能翻译成‘人的自我卫生能力’，卫生和康健在英文里是一个词。这个卫生不是指公共卫生，而是指守卫生命。这个主语酿成工具自己的工具，康健是工具的状态，而卫生是守卫自己生命的能力。所以我说卫生不卫生。咱们把这个观点理清楚，在杂志揭晓。我们站在医学的高度，医学的康健和康健的医学这个高度，不是从某个传统医学高度。现在面临的是全球的问题，全球医疗危机、全球医改难题，我们站在这个高度往返答这个问题，既不站在中医身上，可是我们基本上是发挥中华文明的优点”。这种医学领域的转型生长既是中国学术自立的契机，也是真正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时代性机缘。只是在西学已经成为今世中国学术不行支解之血肉的情况下，如何阐释中学之精神灵魂仍然需要明确详细的创新路径。历史履历和教训讲明，只有从传统和文化出发而不是从科学或现代医学出发，才气真正走出西学的窠臼，实现中国文化的“缔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生长”。

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我国曾数次兴起养生康健热潮，许多人至今都对其影象犹新。可是很不幸的是，频频热潮并不仅没有带来传统养生文化的康健性生长，反而被醉翁之意者、无知无畏者、炫技耀能者、弃如敝屣者等用而不尊，破而不立，其所带来的后遗症状在在皆是。更令人无奈的是，百年以来，中医学被科学遮蔽，养生之大用难起。内丹学也被误解为宗教，炼养之秘闻尽掩。正是由于认知上的种种偏差，致使以养生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珠暗投，辉光陆沉。因此，要使传统养生文化步入稳定、康健生长的正规，必须兼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学养，运用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心理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相关学科加以综合研究，而且使传统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促进传统养生文化的转型生长。在这种转型生长的历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从以往的被动转型到今世的主动转型的转变，而向主动的转变则首先依赖于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自觉。费孝通先生于晚年提倡“文化自觉”，其对传统养生文化转型生长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文化自觉”才气实现“生命自觉”或“康健自觉”，只有这种生长路径的基础性转变才气与传统养生文化的天性相适应，也才气真正促进并实现其现代转型。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传统养生文化的乐成转型也将促进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转型，在全球化时代确立中国文化教养的新路径。

充实发挥养生文化的教养功效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既肯定了民族文化的奇特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肯定了详细先于抽象的哲学原则。若根据上述原则，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原本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只有通过个性的彰显才气表达出自己的世界性。可是，现实社会的认知逻辑也有其特殊性的纪律，因为除少数通达之士外，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民族的仅只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民族的世界和世界的世界并纷歧致。正是因为要正视当下中国在认知上的“悖论”，故而需要从建立康健范例的高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以教养的方式普及开来，使之成为今世世界可连续生长的新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今世价值。

首先，“教养”是一个文化观点，养生文化的教养能够促进改变康健服务对科学的路径依赖，从而有助于建设新的康健范例。当前，康健中国建设已经纳入国家生长战略，但其实施路径尚没有从疾病医学的体系中逾越出来，而中医“治未病”思想也难以真正发挥其“主导作用”。从现实需求上讲，上述状况一定要迅速改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在促进康健时代生成的新学术的支持下才气打破旧的学术壁垒。我们看到，在旧的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中医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内丹学的炼养传统都被束之高阁，难以在占主导职位的科研模式之下以文化的方式教养天下。而从包容性来看，文化本是能够把哲学、经济学、中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毗连为一体的范例性学科，因此，应当发挥文化的大用，使传统文化再次实现包容性的创新。《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整天下”。只有开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教养，才气逐渐改变人们对康健的认知，达至“形神俱妙”的境界。

其次，养生文化的教养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在今世社会的生动实践。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停如缕，且有“旧邦新命”的文化功效。如今，通过养生文化的教养来重新认识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对学术界是个新课题，而且对工业界特别是对注重内容创新的文化创意工业也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文化宝库。当前，养生文化也存在传承和接续的问题，而一旦使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今世传承与生长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传统就一定体现出新的气象，直至发生以养生和康健为依止的中国新时代的“礼乐文明”。

最后，养生文化的教养能够有效化解“文明冲突”，促进形玉成球文化的“和而差别”格式。养生文化的焦点是确立以康健为目的的最高和最终价值体系，而实现康健的路径则万万差别。事实上，种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康健传统，而养生文化的推广和教养不是一种相互间的取代关系，而是通过养生实践所发生的对自己文明的深度自觉，从而告竣真正的“各美其美”“和而差别”的文明格式。

以精神科学引领教养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理想，逾越单纯的物质层面的追求，进而取得精神上的解脱才气使教养深入人心，引领社会生长。作为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气力，中医药的教养以康健和养生为目的，也将促进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当使用，从而实现庄子所谓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精神自由。可是，受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国对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以物质科学的研究方式为主，而且这种研究模式根深蒂固，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新变化。事实上，西方人文学术界很早就已经觉察到科学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建设“精神科学”以对症下药。西方思想家认为，要挣脱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必须以“教养”来为精神科学的正当性辩护。黄小洲博士经由系统研究后指出：与狄尔泰一样，伽达默尔同样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各自差别的“真理与方法”。然而与狄尔泰相区此外是，伽达默尔不是诉诸一种认识论上的奠基，而是在本体论上重新援引人文主义的焦点观点“教养”来为精神科学的正当性举行辩护的，因而伽达默尔的努力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奠基事情。伽达默尔曾经追问：“在整个科学领域中，‘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据有怎样的职位呢”？也就是说，伽达默尔想追问：精神科学有自己独立的真理要求吗？伽达默尔在他最良好的《真理与方法》这部著作中一上来就提出“教养”（Bildung）这个观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一味地要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来为精神科学奠基，这种事情自己仍然没有挣脱自然科学的模式，这正是伽达默尔不满足狄尔泰的真正所在。精神科学应该回归到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包罗宗教、艺术、形而上学、政治、伦理等）上来才气到达恰当明白。

我们看到，精神科学应当回归的人文主义的诸多传统，恰恰切合中医药的人文传统，且其具有深厚的历史秘闻。事实上，伽达默尔虽然建设了自己的解释学，而且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可是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人文学术界，他所提倡的教养尚需要与现实问题的拓展性解决相联合。从伽达默尔针对的自然科学的遮蔽问题而言，中医药学应当是受益最大的中国学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影响尚未泛起。因此，只有确立这个“精神科学”的解释原则，才气基础改变百年以来从自然科学研究息争释中医药的模式，充实发挥出中医药的原创潜力。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逐渐改变世界规模内对科学的认知，进而提出对科学史、医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重新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并进而深刻改变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和对学术研究的时代性要求。

总的来说，无论在海内还是面向全球，养生文化的教养体系亟待建设，这是一个化解疾病、化解矛盾和化解文明冲突的新路径。而从这一历史要求出发，确立中医药的“精神科学”性质将能够从基础上改变其精神面目，发挥其原创活力，并进而促进全球康健文明的建设和生长。

张超中，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偏向：中医药生长战略、中医哲学、道学、整体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