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华：教育系统一直在做“反教育”的事

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学校也许是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可是我发现，不只是学校以外的人，纵然是学校内部的人，似乎也并不清楚他（她）们天天学习事情生活的场所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说起“学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从正面很难清晰界定学校是什么的话，也许明确了学校不是什么，就可以资助我们更好地明白“学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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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政府

可以肯定地说，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从使命到组织再到运行，学校和政府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是，现在的学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构，尤其像教育行政机关下辖的一个详细部门。我说的还不完全是“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只是表象，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学校没有或很少体现出教育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为权要机构的文化。

校长的任命

现在，所有公立学校的校长都是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这自己没有问题。公立学校的经费泉源是财政性资金，校长固然应当由政府任命，这和私立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的做法并无二致。

有些人主张校长不应当由政府任命，这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是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在于，当政府任命的时候，其出发点究竟是在任命一个校长？还是在任命一级官员？外貌上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二者之间大有划分。我们都希望看到是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后者，这就导致了许多反教育的现象。

首先，校长的任期普遍不长。

教育需要时间和耐心。一项教育政策的实施不行能立竿见影，其效果往往要等许多年后才会逐渐显现。任期过短，一方面会损害教育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很少有校长会“萧规曹随”，继续前一任的政策而不提出自己的新政策，另一方面，也很难使校长能够静下心来计划学校的久远生长——因为他（她）清楚地知道，计划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几年之后的新校长又会提出新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要么只能“急功近利”，实施一些尽可能发生快速效果的政策，缺乏久远眼光；要么只能“小打小闹”，在一些细枝末节或某一两个局部领域内取得突破，缺乏整体性的全局视野；最糟糕的是做做“外貌文章”，提出一些动听的教育理念和绕口令似的口号口号，除了在宣传上博得廉价的掌声之外，不会收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通常一所勤学校，一定有一个可能发生历史意义的好校长，生长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校长任期如果太短，是不行能有足够时间办妥一所学校的。

第二个现象是，校长要定期轮岗。

有些地方甚至划定了校长的详细任职年限，两三年后辖区内的所有校长都要举行异地交流。听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校长在一个学校任职时间长了会形成“独立王国”，滋生糜烂。

这样的逻辑相当奇怪。学校不是权力机关，校长也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为什么也要做出如此的划定呢？那只能有一种解释：要么学校真的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真的有很大的权力；要么上级教育行政机构认为学校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是一个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恐怕都不切合我们心中对学校和校长的想象。

第三个现象是，我们特别喜欢把一个勤学校的好校长提拔为教育局的副局长甚至是局长，以示重用。

对教育重视的方式有许多种，为什么一定要让校长当官呢？不是说校长不能当官，而是说，让一个好校长当官既可能终止了他（她）的职业生涯，也未必会对学校和教育有利。校长之所以成为好校长，是因为他（她）办妥了一所学校，但办妥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她）就一定可以同样乐成地治理好一个地域的教育，办学和行政治理是两码事。

而且，教育局长是为学校和校长提供服务的。作为政府官员，他（她）最好没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更不应该把自己对教育的明白酿成政策在辖区内的所有学校推行，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总校长”。这样做将违背教育治理的基本纪律，损害一个地方学校的多样性。

校长就是校长，是办学的教育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二者的治理在本质上是差别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需要由专业的人去专注地做专业的事。教育尤其如此。

干部和级别

在我看来，学校和政府机关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学校里，人和人之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开展事情主要依靠协商和说服，虽然也依靠行政下令，但效果通常很差；在政府机关，人和人之间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事情中有上级和下级的严格界线。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下令和听从，虽然也有协商和相同，但通常不起决议性作用。

混淆了政府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差异就会给事情带来贫苦、难题和杂乱。如果在学校里，在缺乏有效的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行政下令来推行某一政策，不光会引起师生员工相当大的反弹，更经常的情况是，也许大家外貌上是听从了，但实际上“阳奉阴违”，收不到效果，最终不了了之。

不是说学校不需要有行政系统和行政治理，而是说，学校行政治理系统的运行必须建设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基础上。

学校最重要的特征是，师生员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校长和西席之间是平等的，西席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西席和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更新通常源于对权威的挑战。如果人和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允许挑战权威，知识的生产历程就停止了。

另一方面，学校是资助年轻人发展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地方。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就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看待和尊重他人及其看法，那么，当他（她）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再有其他时机能够补上这一课。

现在对学校平等文化侵蚀最严重的就是干部和级别。在我会见学校的历程中，通常见到的都是校向导，有时也包罗中层干部，但很少能够见到不担任任何职务的西席。令我困惑的是，如果在学校里有高层干部和中层干部的话，那谁是底层干部？对于学校而言最重要的西席又处于哪一个条理？

坦率地说，学校里可以有行政治理人员，但不应当有干部，更不应当区分出高层和中层等种种级别。行政人员的事情不是治理西席，而应该是为西席提供服务；不是西席围着干部转，而应该是行政人员围着西席转。

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之道是取消学校中现存的种种各样的级别以及和级别相挂钩的种种福利和待遇。学校里的所有资源必须要投入到教学和资助学生发展的事情上。人为、待遇和福利的分配原则是事情内容、事情性质和事情质量，而不是级别。

我在学校里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差别级此外办公设备是差别的。岂非是因为干部需要在办公桌上摆放比学生作业还要多的文件，所以就需要比西席更大的办公桌吗？

另有的学校划定更奇葩。西席出差只能坐火车，甚至不能坐高铁，只有向导才气坐飞机。许多西席因而不愿意出差到场业务培训，辛苦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无法报销，还要自己倒贴用度。岂非出差不是为了事情吗？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尺度呢？

请不要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我的意思是，学校里的所有资源都应当向第一线西席倾斜。应当凭据事情性质和事情内容提供一致的事情条件，而不是凭据人的差别级别提供差别的享受。只有让每一位西席从心田深处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他（她）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之中。

级别对学校教育发生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由此形成的政界文化和教育文化不相容，会腐蚀人心。我曾经在不止一所学校里见到了套红报文单和向导指挥，就像在政府机关里见到的一样。我不明确，学校——尤其是小学——里能有几多庞大重要的事情，需要向向导书面请示，获得向导的亲笔指挥？有什么事情劈面说不行吗？通过电子邮件留下事情记载不行以吗？

我很难想像，当一位西席在套红的报文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当校长在套红报文单上提笔做出指挥的时候，他（她）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是说学校里不能有公牍流转处置惩罚系统，而是说，这种带有浓重权要色彩的文化在学校里还是少些为好，没有最好。

西席的生长

西席通常都有自己的职业生长目的。这些目的包罗：成为更好的西席、成为具有更高职称的西席、成为更有名的西席、到更好的学校教书，等等。这些目的富厚而多元，可以激励资助西席在专业和职业门路上生长得更好。

学校应当努力缔造条件资助西席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的职业生长目的。然而，如果学校更像是政府机关的话，当官就会成为西席的首要目的，而且会打击其他的目的。问题是，向导的职数总是有限的，级别越高，职数就越少，从而出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由此至少发生了三方面的结果：

一是西席之间会围绕着职务提升而展开猛烈的竞争，所有在政界竞争中泛起的现象都有可能在学校里泛起，会松弛学校的民风；

二是西席的主要精神将会集中在如何获得向导的赏识实现提升，而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三是一些专业能力很强的西席被“提拔”到向导岗位之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一些接待性的事务性的事情，例如办公室事情，等等。不少人因此荒疏了专业，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集中精神于教学。

每小我私家都需要进步。西席也是凡人，也需要目的的激励。我认为，关于西席的职业生长，在学校里最好不要形成金字塔式的竞争结构，而要形成森林式的共生结构。

学校更像是一个乡村。在乡村里，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想当村主任，他（她）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获得一个好收成。学校也是一样。每一位西席都可以从专业能力、教学方法、教育质量等方面不停精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学校的任务是相识每一位西席的需求，为他（她）们提供须要或更好的条件，让富有履历的老西席资助年轻西席更快地发展，最终使每一位西席都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目的和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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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企业

有一个关于学校的说法流传很广。学校就像是一个来料加工企业，作为原质料的学生被送进工厂，经由几年的造就训练，成为具有一定知识能力或专业技术的人才，再被输送到社会。那些学习结果好，能够到达结业要求的优秀学生是优等品；而那些学习结果欠好，达不到结业要求的差学生就是次品。

判断学校优劣的尺度是结业生的质量，就像权衡企业优劣的尺度是产物的质量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却是错误的，它会误导我们对学校的认识。

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学校和企业是性质完全差别的两类机构。如果我们把学校办成了企业，也许会取得经济效益上的乐成，却可能意味着教育的失败。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简直是根据办企业的方式去办学校的。学校看上去也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

如果学校是企业，那么产物就是学生。对于企业而言，权衡产物质量既有客观尺度也有主观尺度。客观尺度是指对产物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做出统一划定的国际或国家质量尺度；主观尺度是指主顾可感受到的相对质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凭据主观尺度而不是客观尺度举行消费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学校和学生也有类似特点。学生质量越高，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元就越愿意吸收或聘用；学生质量越低，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元就越不愿意吸收或聘用。可是，对学生质量的评价要远比市场上对产物质量的评价庞大得多，它们是如何判断学生质量的呢？谜底是：考试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根据企业的模式去办学校。如果社会凭据考试结果来权衡学生质量进而权衡学校质量，如果学校凭据这个尺度去努力提高学生质量进而提升学校质量，那么，学校的产物其实不是学生，而是考试分数。

学生酿成了生产分数的工人，而且是童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但不是在办教育，反而是在扑灭教育；所有动听的教育理念都酿成了骗人的鬼话，我们所从事的非但不是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反而是世间最道貌岸然的龌龊活动。从学校里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将滴着血和肮脏的工具。

学生的教育

企业提高产物质量的第一步是严格挑选原质料，学校也是这样做的。那些精明的校长早就意识到，生源是决议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一步。所以，他（她）们千方百计地去各地寻找结果优异的学生，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价格。

企业提高产物质量的第二步是优化技术和工艺，以尽可能到达主顾需求的尺度。学校也是这样。既然社会通过考试结果权衡学生质量，学校就会千方百计通过种种方式努力提高学生考试结果。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购置产物，企业还要举行市场营销，最主要的方式是广告。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在媒体上，在学校的围墙和电子显示屏上，学校轰轰烈烈地宣传今年的结业生有几多考进了北大清华，升学率上升了几多个百分点，其目的正是要告诉社会：我的学生质量有多好！

如果把学校办成了企业，我们看到的将是：

为了提高考试结果，学生不得不接受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结果，西席不得稳定成了拿着皮鞭的监工，要把学生身上最后一丝力气榨取洁净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学生的考试结果和西席的收入直接相关；

为了提高考试结果，从早晨起床到夜间休息，学生一天的时间被严格划定到秒……

这和工厂里的“泰勒制”、“福特制”有什么区别？没错，这样的“高考富士康”简直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考试结果，可是，有谁思量过学生的感受和他（她）们的久远生长？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又体现在那里？

实际上，企业化的学校是最糟糕的企业。企业尚且必须要关注所有产物的质量，尽可能淘汰次品率，但学校不需要这样。人们评价一所学校时，通常只会体贴勤学生的结果，很少体贴差学生的情况——除了他（她）们的怙恃。

如果社会用“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来权衡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学校就会把少数结果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他（她）们配备最强的师资气力，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条件，而弃宽大其他学生于掉臂。这样做除了良心也许会受到谴责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

“一将功成万骨枯”，谁真正体贴过那些少数结果优异的学生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谁又体贴过那些“缄默沉静的大多数”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

学校必须要思量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因为他（她）是每一个家庭的心肝宝物，未来是社会中一个卖力任的成年人。学校必须要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她）们建设卖力任的人生态度，凝聚他（她）们的社会共识，强健他（她）们的体魄，让他（她）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而不是训练他（她）们在经由上万次重复后考出一个高分，为学校赢得声望和市场。这是学校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机构能够替代。

西席的治理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企业治理的焦点就是解决两个问题：激励与监视。前者体贴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多干活；后者体贴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少偷懒。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听说偷懒是人的天性。

无论企业巨细，治理员工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是时间治理，即计时人为制。另一种是数量治理，即计件人为制。

如果把学校办成企业，西席就酿成了工厂的工人。问题是，西席是一类很是特殊的职业，对西席的监视极为难题。难题之处在于你无法观察西席的真实投入，从而无法判断西席是否偷懒。作为治理者，既无法凭据西席的事情表象来判断——因为他（她）在同样的行为中是否投入精神或者投入了几多精神你基础看不出来；也无法凭据西席的事情效果来判断——西席的事情工具是学生，而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往往要等许多年后才气逐步显现。

因此，西席是无法被监视的，至少无法被有效监视。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只能接纳激励的方式，唤起西席心中对孩子的爱，对教育的情怀，以及自身的职业荣誉感。只有真正调动起西席对教学的热情和努力性，他（她）们才会主动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之中。

古往今来，通常勤学校在西席治理上大要上接纳了相同的措施：

一是在招聘之前极其严格，重复考察之后才会决议聘用；

二是一旦聘用，就会给予西席充实的信任和自由；

三是在学校事务中，给予西席充实的到场权、自主权和决议权。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西席是不能被“管”的，他（她）们只能被尊重和信任——尊重他（她）们的劳动，尊重他（她）们的专业，尊重他（她）们的价值，唤起他（她）们心田的知己和对教育的激情，相信他（她）们能真心看待学生，教勤学生，这样的效果要比所谓严格科学规范的治理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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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医院

许多人喜欢把学校和医院相提并论。从某种角度说，二者简直有许多类似之处。好比，西席和医生都是凭良心事情，很难被外界监视，都需要专业和技术，等等。但实际上，学校和医院是两类完全差别的机构。

医院和学校的第一个差别之处是，人们到医院是寻求康健服务的，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学校就有着显著的差别。所有的孩子——不管聪不智慧，喜不喜欢念书——都必须要上学。去学校上学是每小我私家无可逃避的选择，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医院和学校的第二个差别之处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好。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差别，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接受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育好。医生可能会放弃毫无意义的救治行动，但学校不能也不行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医院和学校的第三个差别之处是，治疗主要依靠医生。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差别。教育是教学相长的运动。无论西席水平多高，何等努力，如果学生自暴自弃，放弃学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在更多的时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小我私家”，起决议性作用往往是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优异结果，我们也会谢谢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自己基础就好；反之，如果学生结果很差，我们也会埋怨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自己不争气。

此外，西席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一小我私家的发展历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往往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远远凌驾了患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医院和学校的第四个差别之处是，医生通常救治的是患者的身体，解决是已往和现在泛起的问题。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差别。学校需要为学生提供既包罗身体更包罗精神在内的全部教育，生长学生的智力，强健他（她）们的体魄，磨练他（她）们的意志，富厚他（她）们的精神世界。学校面临的是现在的学生，所要解决的却是未来可能泛起的问题和挑战。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也许医院和学校还存在着更多的差别之处，这些差别之处决议了办医院和办学校是两种差别的模式。医院和医生之于患者，与学校和西席之于学生也是完全差别的。如果我们用办医院的思路和方法去办学校的话，这所学校一定是不乐成的。

学校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覆。

通常我们会认为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但学校要教给学生什么，怎样教育学生才气收到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遵循教育纪律，凭据教育目的和学校特征去办学，而是把学校办成了政府机关、企业或医院。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更不是医院，也许我们就能够制止在办学问题上误入歧途，也能够制止许多违背教育纪律的荒唐之举，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也许就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至少使它变得更像学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