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大学》与《中庸》的哲学课本

《大学》《中庸》《孟子》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儒家学说代表。

《大学》不知何人所作，后人凭据书中的“曾子曰”，认定其作者是曾子及其门人，这种说法凭据是不充实的。

《中庸》昔人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老师，子嗣所做的。孔子去世的时候，子思只有三岁，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三岁的孩童可以继续先师的毕生绝学。

《大学》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的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学》和《中庸》讨论“行为举止”的规模，仍然是：君臣、父子、匹俦、昆弟、朋侪。

至于应该先“尊道德”，还是应该先“道学问”，这是宋代儒生争论的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谁会把它看成问题来研究。

孔门之后，有一派别就记着了孔子讲的一个字，把“孝”看得太重要，以至于厥后者完全地把“小我私家”隐藏在家庭伦理之中。“我”基础不是“我”，而是“怙恃的遗骸”。

墨子和杨朱，实际上是两种极端主义。杨朱是极端的“小我私家主义”，不愿损一毫而利天下。墨子是极端的“为人主义”，要把别人的看成自己的来敬服。前者割裂了我与世界的统一性，后者护士了个体的特殊性。孟子把他们都骂了一顿，然后开始着手举行“和谐”看法。

儒教打着“孝”字招牌的人，讲的是：思事亲不行以不修身。因为要孝顺怙恃，所以要修身。实际上《中庸》讲的是：思修身不行以不事亲。两个看法恰好相反，一种是无视“小我私家”的“孝”的人生哲学，一种是“修身”的人生哲学，修身就是修小我私家。

如果能用一个字来讲《中庸》的话，那就是“诚”字。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人的天性原来是“诚”的，随着天性去做事，让天性充实地发挥出来，这就是“教育”，这就是“诚之”的方法。中庸是要充实生长小我私家的天性，使得小我私家行为可以配天道自然纪律，可以“天地参”。

《孝经》自己是个极端，不能体现《论语》中孔子对“孝”的论述，也不能作为儒家正统的人生哲学或是伦理思想。《孝经》实际上的作用是“家天下”情况中，“君父”给万千子民弄的“家风”。天子是所有人的爹，大家都孝顺的话，就没人造反了。正统的儒家可是铁杆的“公天下”支持者。

到了战国时期，儒家从“外务的儒学”进入了“内观的儒学”。早期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注重礼乐仪节，不太多谈心理上的内观。即即是曾子是“三省吾身”，详细反思的事情都是行为，而不是心理。到了《大学》，儒家开始涉及“心”和“意”等心理领域。

但凡善恶，一种是从“居心”立论，另一种是从“行为效果”方面来立论。《大学》中的政治学说偏重“居心”一方面，说：“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国不以利倒霉，以义为利”。义不义，问的是心；利倒霉，讲的是效果。

《大学》内里的“正”，就是《中庸》内里说的“中”。只是《大学》讲得更过了写，一小我私家没有怨愤，没有恐惧，没有好乐，没有忧患，很难在说他是小我私家乐，这是一些极端的“苦禅”。《中庸》讲的稍微温和些，喜怒哀乐是人情，不能没用，也不能太过，所以要“中节”，要用礼来做束缚。《中庸》进一步延伸了内在的“中”，是为了追求外在“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