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中的大学是什么，明德至善、格物致知与国学未来

读罢四书，脑海中浮现起自秦汉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念书人，或为求取真义，或为功名利禄，或为家国天下，手执圣贤书，晃脑诵读的情景。四书五经，作为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思想门户——儒家的代表作，经千年而不衰，历万世而犹深邃，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陶冶了整整一个民族的精神修养。而《大学》，以仅仅数千言即告诉我们作甚“学”、作甚“大学”、何以修身明义、何以治国平天下。然而，在我看来，包罗《大学》在内的儒学经典以致诸子各家经典，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塑造并非只有努力意义而无消极影响，对比中西方思想差异即可越发深刻的明白这个问题。那么，在如今正处于文化思想杂乱阶段的今世中国，国学，又将何去何从？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显德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入门篇的《大学》在其“经”部门的开头即以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显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每一个拜读儒学的心中铭刻下了什么是大学的宗旨、什么是人生的正确追求。

儒学是一门探究如何成为君子、贤人以致圣人的学说。《孟子•告子上》中说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也就是说每小我私家的天性都是向善的，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成为圣人，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有的人却一辈子庸碌无为呢？《中庸》说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也就强调了后天教养和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这在《大学》中即形貌为“在明显德，亲民、在止于至善”，即要成为圣人就要弘扬优美的道德、弃旧图新以到达完美田地。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君子呢？《大学•传》中引用了《诗经•卫风•淇澳》中的一段话论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君子形象：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行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栗也；赫兮咺兮，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行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这段话详细地形貌了在作者心中的君子形象：看待学问如加工骨器，不停切磋；看待自我修养如打磨美玉，重复琢磨；庄重开朗，仪表堂堂，使人难忘。这不正是我们今世大学生所应该努力追求的人生态度吗？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呢？在《大学》中我同样找到了谜底。首先对于社会中种种各样的人，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应当负担什么，明确什么才是正确的追求，正如文中所说：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为人君，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而对于追求君子修养的每一小我私家，《大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一句话，原来是说人要坚持洗澡的问题，可是引申到精神品德修养上的磨炼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庄子•知北游》：“汝齐戒，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 《礼记•儒行》：“澡身而浴德。”皆是以精神上的磨炼比之为精神上的洗澡。而曾子说的“吾日三省乎吾身”则同样表达了与《大学》相同的必须时时反省、不停革旧图新，也就是“亲民”的思想。

总之，谈到中国思想史，没有人会忽略以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显德”开篇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的作用：它如一面警钟，时刻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克己复礼，弘德明义。也正是以《大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儒学经典，将“礼义廉耻，家国天下”八个字刻入每其中国人的心中，积淀和陶冶了中华民族“士不行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尔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的精神风骨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横渠易学》）的人生理想。

二、 格物致知与中西方哲学思想差异

还记得小学课本上选录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的一篇名为《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议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临着竹子硬想了七天，效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显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作为《大学》三纲八目中八目的基本追求，《大学》对“格物致知”有这样一段界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领悟焉，则众物之内外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里格物致知被界说为：要获得知识必须认识、研究万事万物，必须接触事物研究它的原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原理，人要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探究、去彻底相识万事万物的原理。从这里看来，格物致知与险些同一时代（也就是老师上课时提到的轴心时代）的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什么为什么”的提问方式颇为相似，可是为什么同样要求刨根问底的近代科学却并没有降生于中国而是发生在欧洲呢？

我以为这与中西方哲学思想差异有关。《大学》中对格物致知举行如上界说之前另有这样一句话：“物格尔后知至；知至尔后意诚；意诚尔后心正；心正尔后身修；身修尔后家齐；家齐尔后国治；国治尔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大学》中认为的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身成就和家国天下，而不是对自然的认识；格的“物”也指的是人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纵观中国上古思想著作，大多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成就自己、看待人生和如那边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履历之谈，以履历论居多，少有的一些关于自然界现象的认识也通通将其归纳至比喻至人生修养方面的发现，如“上善若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等等。相比之下，起源于希腊数学和几何逻辑思维的西方哲学则讲求严格的归纳推理演绎，不像中国哲学仅仅形貌一下事物的大致形态，这种从一开始就发生的思想差异也就直接导致了厥后中西方看待自然界的态度、思考偏向和角度。想到这儿，再回到谁人王阳明的故事，也就不难明白其可笑之处了，他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了。

从这来看，两千多年来被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一方面由于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忽视和格“物”的偏差，导致中国古代大多数科技结果来自生活履历的积累，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等等，皆是泉源生活，并没有深入探究其机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推理演绎思想上的短板，也就在很大水平上造成了中国人在对自然的履历总结不如西方人的“观点、界说、推理”式研究来的深刻和系统。直到清末，由于殖民统治，“格致”成为对物理化学类学科的统称，中国人才认识到面向自然科学、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格物致知”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