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徽走出的历史志书研究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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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安图在线

说起张国淦这个名字,预计在当下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从芜湖走出的张国淦绝非轻易之辈,他早在清末民初之际,即在北洋政府身居要职。而他在历史志书方面的研究,更是让许多同行难以望其项背。

“一门两翰林”

清光绪二年(1876年),若放入历史长河之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可对于江城芜湖而言,则绝对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由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署,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通商口岸,开埠所带来的巨变,至今在影响着这座古城。而张国淦,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来到人世间。

据史料纪录,张国淦的祖籍是湖北蒲圻。他的父亲张学诚“博学史书,气度深沉,文笔尤佳”,只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因张国淦的祖父张从祚助县令率练勇守城反抗,城破被杀,“愤思复仇”的张学诚经友人先容到了江西张练渠视察营任文案一职。这一职务倒颇能发挥张学诚的优点,因此在极短时间内即获张练渠的赏识和重用,后张学诚随营到场了曾国藩的湘军,并转战皖南,以功举荐县主簿,后转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

这种情况下,张国淦自幼就追随父亲侨居芜湖了,并就读于芜湖的中江书院。这应当算是其时芜湖城中最好的书院了,掌管书院的袁爽秋是位名家,此外,湘阴彭印根、武进薛以庄等名宿也在此任教,如此得天独厚的学习情况,让本就很聪颖的张国淦如虎添翼,学业大进。19岁时即应聘太湖县幕,20岁后曾“游学豫、燕”,继而“踪迹所至,历榆关、涉辽河,驱驰于白山黑水之间”。如此一来,张国淦的学业与阅历想不出类拔萃都难了。

据史料纪录,1902年,26岁的张国淦与胞弟张国溶同时考中湖北乡试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不久后担任礼学馆纂修;同年,张国溶亦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此其时的张家就有“一门两翰林”的美誉。

史志研究著作等身

但就在张国淦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因居住在芜湖的母亲生病而不得不返回家中。只不外他在侍奉母亲的这段日子里,还受聘在赭山学校任教一年有余。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张国淦眼见中华大地遭此亘古奇辱,不禁拊膺切齿。此时,他虽身在芜湖,心中却时刻关注着东北时局的变化。前文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曾实地勘探过东北,于是他就如何“亡羊补牢”,速筹东三省兵民生计及增强辽、吉两省防务问题等,一连在《沪报》上揭晓时政文章,一时洛阳纸贵,张国淦的名气也随之大增。

1906年夏,张国淦脱离芜湖回京升职,走上漫漫仕命之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际,张国淦去职后蛰居天津。今后,张国淦来往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潜心史志观察。据张国淦厥后自己说,他对历史地理学的痴迷开始于芜湖。其时就读芜湖中江书院时,掌管书院的袁爽秋曾在书院开历史地理一课,这在其时的全国都少见。而这正引发了张国淦研究地方志的浓重兴趣。

我们知道,地方志是地方的史书,是我国历史文献很重要的一部门。张国淦自己曾估算,全国所存地方志书有12000种左右,他过目的就有9000多种。那时,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铺每收到一部地方志,就往张府送,张国淦见好就买下,前前后后收集地方志书近百箱之多。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基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史料纪录,张国淦穷多年之功,考订了全国地方志近万种,写就300万字的稿本。其中从秦汉至宋元的方志考订稿约70万字,出书刊行了《中国古代方志考》一书。除此之外,张国淦还著有《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西伯利亚铁路图考》、《续修河北通志》、《湖北书征》、《湖北献征》、《中国书装源流》、《常熟瞿氏观书记》、《辛亥革命史料》、《北洋述闻》、《潜园文集》、《潜园诗集》等;并到场过《湖北文征》的编纂。因此说,张国淦留给世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其对历史地理的研究结果。

编著第一部芜湖风土文献

张国淦活了83岁,而他在芜湖生活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凌驾15年。然而就是这短短的15年,却决议其一生的志向、学识、为人等。也正因如此,张国淦在退出政坛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翻拣出自己早年的念书条记,汇而成册,并取名《芜湖乡土志》。芜湖一地,虽历史悠久,然纪录乡邦风土人情之专著却少之又少。

应该说,张国淦编写《芜湖乡土志》,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兴趣。那是因为在清末,鉴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为劝学兴贤,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其时的学部要求各组编修乡土志,作为学生的教科书。因此,张国淦编写《芜湖乡土志》,有着深刻的历史配景,他说:“余少年时笃信昔人随事留心之说,居芜年久,遇有芜中故实,辄笔录于日记中。岁己巳,余任赭山中学堂教员。其时学部徵求各县乡土志,旌德江校长属余编辑,因取曩时日记中所记,分类凑成,以归江校长。”话讲得很谦虚,似乎只是随手而录而已。其实远非如此,据其子女回忆,其时张国淦对《芜湖乡土志》的编写是极为认真的。他将书稿誊抄一份交付旌德的那位江校长后,自己则保留了初稿,并与日记一起从芜湖携带入京。

今后,随着张国淦官职的变迁,书稿一直被其带在身边,而且使用自己在京为官的种种便利条件,对《芜湖乡土志》不停地加以完善和增补。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张国淦将《芜湖乡土志》成稿送交学部编译处后,此稿“即置之故纸堆中”。到1929年张国淦才再次将它从旧帙残籍中翻出来,仅剩第四编政教类,尚不完整。张国淦没有明言《芜湖乡土志》到底有几多字,但仅以第四编为最后一编,也可知残存部门不足原书的四分之一。现存的《芜湖乡土志残稿》系全书的第四编,分设历史、人文、地理三大目,设官制(关卡局所附)、税务、军备、司法、教育、外交、宗教、商务等八大类。这是现在为止已知的最早一部专写芜湖风土的文献,其史料、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态度坚定为国家

据史料纪录,张国淦对城防、水利等也有很是精湛的研究。他在芜湖时,就曾对周边地域的河流走向、圩区漫衍等做过实地勘探。他脱离芜湖后,仍继续对家乡圩区行洪举行剖析、思考,并据此还草拟了一份完整而详尽的设想。这些设想,都写进了他的《芜湖乡土志》,只惋惜,随着书稿的散失,有关这部门的内容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

除了一丝不苟研究历史志书外,张国淦还是一个态度很是坚定的人。抗日战争前后,他以写稿、卖书艰难维持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曾聘他为“湖北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但他坚决谢辞了,并退回寄款300万元。新中国建立后,张国淦先后担任了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9年1月病逝。据纪录,去世后,周恩来、郭沫若、顾颉刚等敬献了花圈或挽联。 □郭青 筱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