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异化？衡水、广东和上海的对比

* 泉源：行业研习（hangyeyanxi），作者：吴明铮

4月初，由于疫情仍在家中学习的衡水十三中学生看到了这样一封“深情款款”的信：“疫情在家，也不能放松学习！高考只有一次，康健可以重来！我们一定加紧督促学生，衡水十三中绝不辜负列位家长的期望。”

又是一次对于“衡水模式”的热烈讨论。某论坛下有人恼怒留言：“让校长喝一瓶百草枯吧！看看到底是什么只有一次，什么可以重来。”亦有人开始煞有介事地分析为何天子脚下的河北高考却成为了地狱模式。不少“衡水模式”的拥护者则用自己的亲身履历反唇相讥。无论赞成或不赞成，“衡水”二字都在中国的今世的教育、高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全国各大学校争先效仿的工具，这是无能否认的。

而对其的或臧或否，最终都难免涉及“教育为了什么”这个最终价值问题。

1、本质·张力

“教育”一词是英语Education的对译，其泉源是拉丁语Educo“引导、引出”，可见这一行为偏重于思维方法的引导，注重学生的自发性和主体性。而教育部对初高中教育则有“立德树人”的定位，序次优于让学生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识。可见，在原本的意义中，教育的本质和“衡水模式”这样的竞争是无关的，此外更应该尊重学生个体的情感、自发性。至此，阻挡“衡水”模式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对教育本质的背离——学生不外是在为一场考试投入过多的、不须要的精神，只为了把其他人抛在后面。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没完没了的军备竞赛，真正又能获得几多思维能力、学科素养呢？

而赞成它的人则不看重他们真的能从高中的知识中获得什么，而是将考试看成世界给他的一次时机。高考也许是他们能遇到的最公正的一次与其他人同台竞技获得一块敲门砖的时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偏重于高考造成的阶级流动性。衡水可以——或许也只有衡水可以——让他们在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拼杀中抢到一块好一些的敲门砖。他们等着这块砖做许多许多的事，价格是会有的，然而和日后的收益相比不值一提。

由此我们发现，这场争论的焦点词是“竞争”。纵然是阻挡“衡水模式”的人也会认可，学校说出这样匪夷所思的话基础原因在于高考是一场选拔，是关系到学生前途而总量不足的“时机资本”，固然会引起竞争。对高中教育来说，正是“考个好分数”与“Educo”两个目的之间的张力引起了种种争论。“衡水模式”在这个两难中绝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康健以致小我私家尊严，“Educo”在这种模式下变得毫无价值。这固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不外，不如让我们先看看其他的路，再来讨论它的优劣。

2、 “素质”·失语·尚有原因？

笔者所在的广东经常在初高中学生的“比惨”中悄悄“退群”。不仅仅是因为广东省高考结果、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算亮眼，也许更是因为广东学生确实不以为自己有多“惨”。广东省险些没有如河北衡水、湖南长郡雅礼一般力压群雄的“超级高中”，而是各个都会林立着许多中小规模的学校。他们通常只在本市规模内招生，全省竞争的情况较少。各都会义务教育阶段大多执行严格的划区入学制度，而不是其他省份常见的通过考试竞争名校。学科竞赛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难见“名校”学生扎堆学习奥赛的场景。

首先以笔者所在的珠三角Z市一中为例，市一中为公立普通高中，实力恒久全市第一，2018届约1300名结业生中重本录取率近85%，录取清华、北大两校十余人。这并不是一所“贵族学校”——Z市初升高实行指标生制度，市一中70%的学位名额按学生人数分配予各初中，只有30%的名额按考试名次录取。而Z市也实行12年免费教育政策，所有公立小学、初中、高中一律不收学杂费。

这也不是一所“衡水式”的学校——直至笔者结业前，高一高二年级仍严格实行周末双休、节沐日按法定沐日放假。学校也有富厚的社团、学生会运动，每年举行“我是冠军”、“感动一中”两次大型社团演出晚会，有笔者所在的弦乐团、合唱团、舞蹈社等校方组织或完全由学生组织的活跃社团。笔者曾追随弦乐团前往广东省内其他高中交流，发现这样的校园气氛并不鲜见。虽不见得都能举行这样多的学生运动，但竞争压力不如内陆省份大却是事实。

如果说珠三角地域的高中已经到达了近乎“素质教育”的水平，并很大水平上保证了入学时机的公正，那么广东的另一面则是惊心动魄的地域分化。2019年，广东省高考一本上线率仅为12.9%，居全国倒数第七，是东部沿海省份中最少的，而广东省共有近70万人到场高考，竞争不行谓不猛烈。而经常被认为压力较大的河北省这一数据也有19.1%，居全国中等偏上位置。这种诡异的现象或可用广东各都会的重本率差异解释：较高的广深、佛山、珠海等地重本率达30%，靠近北京上海水平；而较低的粤工具北地域仅有5%-6%，差异悬殊。

这一数据和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域经济生长水平的差异是相吻合的。因此，珠三角地域的“素质教育”可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珠三角的经济生长一定水平是建设在对全省的资源虹吸上的，那么这“素质教育”也一定水平是建设在非珠地域的失语上的。这也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可能只管非珠三角地域竞争猛烈，我们也无从知道。这简直太悲伤了——不仅在于珠三角的学校不愿正眼看他们，而且在于他们猛烈竞争的效果竟然没有引起一点波涛——有经济的客观差距，珠三角地域的学校仍然是竞争中的优胜者。

也许有人会推测：既然非珠地域竞争猛烈，那么他们接纳“衡水模式”来和搞“素质教育”的珠三角竞争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许多时候，“衡水模式”的降生就被归因为河北省高考录取总名额相对总人口偏低。可是恰恰相反，“衡水模式”也没有在非珠三角地域的学校全面铺开，他们的校园气氛仍然是与珠三角地域的学校相仿，反而是广东省几所新晋的私立高中有了些许衡水的影子。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新晋的私立学校往往要在高考先打几个漂亮仗才气获得优质的生源，这对他们至关重要。服务于高考的私立学校在广东并不普遍——广东原本林立的私立学校大多数服务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并反面高考生组成竞争。因此，我们可能有须要更改一个预设：“衡水模式”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竞争猛烈。

3、两种“内卷”

“衡水模式”以这样一种刻板的面目为世人所知：不尊重学生、牺牲康健、压力大……但扬弃这个以“模式”冠名的词汇，这是衡水中学生活的全貌吗？不仅许多结业于衡水的学生不会赞同，去考察过的老师也不会认为将中学酿成一个地狱就是获得高分的秘笈——这无疑是反人性、反知识的。笔者所在高中也组织过老师前往衡水中学考察，据班主任的转述，衡水的秘诀在于准确使用时间。他考察的衡水二中拥有一所自己的印刷厂，卖力天天印制西席给学生体例的习题，保证不写无用之题。而学生天天生活中的一分一秒都已经被摆设好，无需再想今天需要做哪一项任务——甚至包罗休息、用饭的时间。由此，学生就节约了许多原来会被“浪费”的时间：发呆、闲聊、以及“刷没有用的题”。

初看之下，这对一部门学生还算合适，至少效率是可以保证的。然而问题也出在效率上：每一所学校都在提升效率，压缩学生不须要的时间开支，但时间的压榨是存在极限的。随着时间的压缩水平逐步迫近这个极限，它的边际效应就不停减小——如果刚开始天天多投入一小时下个月就能进步二十名，下下个月就只能进步十名，而再下个月就只能原地不动甚至退步了，因为全市、全省也许都开始天天多投入两小时了。此时，明清小农经济的场景就在高考中复制了一遍——精耕细作、投入劳力，产出却无法随着人口增加而相应增加——高考也发生了“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上海，这个有充实理由和实力举行“素质教育”的多数市。只不外这里的竞争时间有所提前：孩子们从五六年级开始上奥数班，甚至有人已经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而其他的“兴趣班”（如果真的有人对它们有兴趣的话）也是一样不能落下，要充实使用周末的时间。这些都是小升初时举行择校的资本：只有进入了一年学费二三十万的私立初中，才有进入好高中的可能，如果这一步失败，则前途渺茫。在这里，内卷的工具既有时间也有款项，规模也从一般的课业扩展到了诸多领域——只要他们是升学时考察的尺度。在内卷这一点上，上海并不比衡水更高尚。

4、工业和异化

对高中教育而言，在中国的现实下一定承载了两方面的功效：人才的造就手段、资源的分配依据。正如开头所言，这两个功效自己存在张力：把结果作为更高一级教育资源的分配依据并不是由教育自己生发出的功效，（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凭据其他的尺度）只能说是一个不算坏也不算很好的方法，它一定水平上可能损害另一个功效的实现，导致低一级教育的异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考试培训班。

衡水和广东的对比足以说明，“内卷式”的投入并不是人才造就所必须的（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衡水结业的学生和广东省高中结业的学生在大学学术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否认了这种恶性竞争仅由资源不足导致的说法。而广东内部、上海与衡水的对比则告诉我们，恶性竞争的强度、发生与否和经济生长水平没有一定的联系。经济发育较好、社会出路较多的地方依然可能发生恶性竞争。

笔者倾向认为恶性竞争的发生可能与“教育工业化”有一定的联系，即学生的结果是否直接作为学校的业绩与其生长直接挂钩。在这种逻辑下，学生作为学校的“产物”，学校必须将其保质保量地“生产出来”，以学费及声誉作为资本，扩大规模举行“再生产”。在教育相对工业化的上海（私立初中较多）和一些内陆省份（长沙：长郡、雅礼均建立了教育团体；衡水、毛坦厂的教育工业），工业化学校在崛起的历程中引导众人效仿，开始了当地的恶性竞争历程，并形成了一大批考试技巧至高无上的“超级高中”。而广东地域教育工业化水平并不高：对于非珠地域，优秀西席大量流失往珠三角使其教学质量难以到达工业化的水平，而珠三角地域广泛推行12年免费教育政策，基本隔离了教育工业化的可能。

要回覆当今中国“教育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仅仅能说：应该在造就人才和资源分配两者中选取适当的平衡点。高屋建瓴谈“素质教育”是不现实的，但附加功效对教育的异化同样值得警惕。在广东省的高中也逐渐泛起工业化趋势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特例还能维持多久。但无论如何，异化和内卷都不外是资源分配功效的副产物而不是一定效果。高考作为指挥棒并不意味着全国都应该向衡水看齐，更不意味着衡水模式就是所有高中教育的了局。相反，衡水模式的盛行说明晰该地域教育生长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应该制止、解决的。如果自愿不自愿“拼搏支付”的高三学生可以稍微歇一歇，可以分些时间给自己的喜好，哪怕是多睡一会觉，又何乐而不为？

本文转载自微信民众号“行业研习”，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治理学院吴明铮。文章为作者独立看法，不代表芥末堆态度，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