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了张勇，才认识了教育评价

编者按：

今天是中华教育革新社原副理事长、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提倡人之一、北京民众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勇先生去世一周年龄念日。为表达对教育评价研究者的敬意、纪念，特转发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秘书长张才生老师揭晓在《新教育•读写生活》2019年第12期上的纪念文章。

偶然跟朋侪们谈起教育评价，另有一些谈资，甚至让听者以为我不是个外行，这全是因为英年早逝的张勇先生的教育和影响。

张勇是中国教育领域里对教育评价有奇特孝敬的民间学者。他的研究让教育评价从考试和分数统计的模式里走出来，由二维（知识、技术）走向三维（知识、技术、能力），让教育丈量评价的甄别、诊断、选拔和革新的功效越发完善，对教育走向科学和个性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研究和孝敬教育评价技术与结果的先河，让教育评价进入了政府购置服务的规模。

一

约莫是在初中任教的时候（上世纪80年月中期），我居然对教育理论发生了兴趣，买了一些相关书籍解渴。其中有两本内容是董奇和李亦菲主编的教育评价、教育丈量。翻看了一部门，发现涉及许多数学知识，又有不少英文词汇，比力难明，便丢在了一边，因而也放弃了研究。在跟张勇相熟之后，我常讥讽他说：如果谁人时候我坚持下来，潜心研究教育评价，现在教育评价可能没你什么事。他反唇相讥：你没这个须要，凭颜值就可以用饭。每到这时，看着他胖胖的身躯，我便自得所在头：那是，那是。

在那之后的教学和治理履历中，我也在不停接触教育考试与评价，但认识只是停留在效果性评价上，熟悉的也就是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再就是关于命题的难度、信度、区分度等等。评价效果的使用也只是停留在以分数评价学生学业和老师业绩上。这或许也是中国大多数西席、教育事情者对教育考试与评价的认识。

=再厥后因为担任《湖北招生考试》编辑部主任的原因，认识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批命题专家，对丈量和评价的认识有所加深，还收集了大量关于考试命题技术、试题评价的书籍，但也没看懂几多，装装门面，一知半解地开始捣腾高考。

随着人们对高考又爱又恨地责怨越来越多，我和公共一样对教育丈量和评价技术也有了更多的期盼。就在这时，有朋侪先容说有个做教育评价的牛人叫张勇，开了一家叫民众教育的评价公司。于是，在2010年张勇和民众教育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们之间开始有了密切的来往。

2011年秋到2012年夏，我借助阳光教育研究院的气力在襄阳市的襄城区中小学期中期末考试中实验使用民众教育的ACTS测评技术。厥后又请宜昌天问教育团体加入。老师、教研员、教育局干部都认为ACTS的评价效果对教学指导很有价值。可是大家又都以为收费贵了，而且阅卷评分比力贫苦，评价效果出现形式不通俗，需要专业人士解读。

那时，教育经费里没有教育评价专项，学校收费又不合规，购置教育评价服务简直存在难题。阅卷评分难，是因为这个评价技术对试题的赋分和评分方法差别于通例，需要西席动手的地方增加了。只管评价效果通俗化在张勇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了革新，但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要让好的评价技术和产物，在一个大家对评价认识不深、经费又欠缺的大情况下，获得更大规模的普及，难题重重。张勇和民众一直面临庞大的挑战，甚至经常遭遇用户的责难。

在许多人看来，教育考试和评价就应该是个官方行为，民间怎么能做测评？张勇先生真是可敬，直到今年头他去世，花了26年时间潜心研究教育评价，实验17年，推广12年，样本笼罩23个省、200多个县市、20000多所学校，样本数量高达1300万个。这么庞大的研究和实验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撑，张勇卖过房产，卖过车子，还变卖过其他家产，支付了凡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他告诉我，为了实验和推广，他经常四处奔走，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求人，饿着肚子受人白眼。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是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停讲教育评价的历史、理论、技术、应用时那种渊博与深邃的学者形象。跟众多先行者一样，他们只是勇敢地冲在前面，往往不愿意也不屑于讲述背后的艰辛。

这种状况，在2013年之后迎来转机。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气力购置服务的指导意见》，两年之后，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散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育服务业更多进入政府采购规模。在此配景下，民众教育在国家教育评价革新试验区成都获得政府部门支持，乐成落地。中国教育学会与民众教育告竣深度互助，建立“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革新实验区”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办公室”），聘请张勇担任副主任。张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竣事了坐冷板凳的历史，开始走到教育革新的前沿，进入更多教育事情者的视野，成为许多人敬慕的教育评价专家。

从许多人对教育评价知之甚少，到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张勇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布道者。他第一个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教育评价，开创了教育评价的新时代。

二

我料想，应该是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受到美国的教育评价技术和考试服务企业的启发，张勇才开始研究教育评价技术、开发教育评价产物的。他较早地感受到教育评价在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2013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革新的意见》的出台印证了他的敏锐洞察，教育领域内教育评价开始进入需求的萌芽期。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以民间的方式推广教育评价有多艰难。

2012年4月，民众教育与新教育互助，在北京理工大学学术中心举行“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岑岭论坛，我应邀为集会做了一个环节的主持，今后以后更多地到场到民众教育发动的种种教育评价学术和市场运动中，也一直在感受着他创业的艰辛。

跟张勇熟识以后，我发现他过于劳累，同时感受到他的谋划治理能力并不如研究能力那样出类拔萃，拓展市场特别艰辛，便自觉和不自觉地给予他一些资助。一方面资助他推广品牌和拓展市场，一方面给他推荐谋划治理人才，还推动民众教育与其他公司互助。

2014到2015年，借着在长江教育研究院担任执行院长的优势，我启动了民众教育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公司的互助，在湖北省举行了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综合革新研讨会，推介民众教育产物，受到教育界和媒体的关注。随后在全省举行了两期中国教育咨询师认证培训（民众教育项目），推动黄冈中学、武汉）国际学校使用民众教育评价技术。

到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总司理以后，我于2016年推动民众与天喻携手，拟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双方高管重复论证，起草了互助协议，制订了商业计划书，却在最后环节由于双方犹豫而停顿。

2015年8月底，我即将从长江出书传媒裸辞，民众教育的二股东建议我去民众教育公司，可是我已经先允许了天喻教育公司。我从天喻教育去职时，民众教育的二股东再次建议我去北京民众。在许多关于公司生长的重要问题经多次协商而未告竣一致时，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李慧勤博士向我发出老实邀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育理念和谋划理念上一拍即合，因此我最终选择了创而新。怀着深深的歉意，今后我给张勇先容了三位适合做民众教育总司理的人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位也都没有到民众教育入职。

在创而新公司执行总裁的岗位上，我尽力推动民众教育与创而新互助，多次谈判，出过多版方案，也都因谋划理念和方式的差异而终未效果。

这期间张勇与我小我私家来往甚密，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教育和教育评价问题。谈起民众教育评价工业未来的生长，他总是充满自信，特别是对政府购置决议性评价和认定性评价、中小学购置服务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学生家长购置诊断性评价和预测性评价、高校购置学科特长评价和创新潜能评价、培训机构购置评价技术和办学支持等特别乐观。他相信民众教育关于考试和评价的技术会通过信息化实现AI应用，在学生自适应学习、选科选课、生涯计划、出国留学，在西席因材施教、精准指导、教研革新，在高校招生选拔、科学录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实现这些目的，在产物研发、市场推广和融资生长上，他真是呕心沥血，“5+2”、“白+黑”是他事情的常态。他经常疲惫地奔走在全国各地，做学术陈诉、做评价技术普及、做市场推广。

可是我们都知道，从国家政策出台到需求兴起有一个时间差，市场发育需要时间。这个发育历程，需要一批先行者去掘客、推动、孝敬，甚至于牺牲。张勇就是这个市场孕育阶段的重要拓荒者。他不仅忍耐了开路者的孤苦，也支付了独行侠的价格。

庞大的压力、繁重的事情，破坏了他的身体，导致了严重肥胖和“三高”。记得2017年5月17日薄暮他从北京搭车到郑州，准备第二天上午给教研室的培训班授课，效果却坐在高铁上睡过了，直到终点站西安才醒。同事和朋侪都注意到他身体状况不佳，提醒他注意。他也试图减肥，调整身体，但总因为忙碌而延长。为了以丰满的精神支撑事情，他疯狂吸烟，大量饮用绿茶。

张勇脱离我们是因为过劳死。这让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很是痛心！这一悲剧引发了我恒久的沉思：谁去体贴那些在民间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是否可以有一些政策和制度支持资助他们解决资金和市场拓展的难题？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如何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兼容？而这些可敬可爱的研究者，又能否自省自悟，主动把谋划治理交给更合适的人，把有限的精神和时间投入研究中，进而减轻自己的肩负呢？

三

张勇的英年早逝，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的教育评价事业太需要他这样专家了！

评价一直是制约教育科学生长的瓶颈。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问题都与评价有关。例如唯分数论，知识本位的教学，学生课业肩负过重，用升学率评价学校和西席，等等。

我国的师范教育向来不够重视教育评价，师范院校教育评价师资不足，西席教育的课程缺乏教育评价的内容。今天，我们看到中小学西席在教学设计时不善于确定教学目的，不能为学生提供学习尺度，不能实时科学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效果。这些都与西席教育评价课程缺失有关。

张勇对学业素质评价、生长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理论、有实证，另有工具、有产物，有应用场景，还解决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系列问题。张勇的结果对疗治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效果。

许多教育主管部门、教科研部门、中小学认可张勇的学术水平和民众教育的评价产物与服务。今年5月在东莞的松山湖一所学校跟校长老师们谈业务，他们赞不停口地谈起民众教育评价服务，并说要再邀请张勇先生到学校指导。其时，我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得知张勇离世，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都以为很是遗憾。

令人佩服的是，张勇生前把研究结果分享给了许多同行，在他身边团结着七八十家全国各地的教育评价企业，他经常远涉千山万水，对这些企业举行培训和指导。每年，张勇还以第三方教育评价联谊会为纽带，努力地为大家提供资助，领导大家配合营造教育评价研究气氛，打造教育评价企业生态圈。

在张勇的引领和造就之下，他的公司、研究院以及全国各地相关企业和机构中，一批优秀的教育评价专家、研究者和操作者已逐渐崛起。他们中相当一部门人很是活跃，正在成就事业，孝敬社会。这一点，可以稍稍慰藉张勇离世带来的伤痛和遗憾。

张勇脱离我们7个多月了，我一直期望着民众教育和受张勇影响的教育评价专家、教育科研机构、教育评价企业能够将他的评价技术发扬光大，去影响、革新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去影响、革新西席的职前职后教育。

张勇是真的走了，再也不能在办公室跟他促膝长谈，再也看不到他在讲坛上纵论教育，再也不能打开微信看他视野辽阔语言犀利的微文。只能默默祝福他在天堂过得幸福，不要太劳累，太辛苦！

（作者张才生系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总裁，中华教育革新社副理事长，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秘书长）

本文来自《新教育•读写生活》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