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作家”刘庆邦：《盲井》原著作者，四十年书写煤矿

刘庆邦。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古欣

2012年，作家刘庆邦接到一个电话，是矿上的亲戚打来的，那位亲戚的儿子掐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原来，亲戚的儿子在读高中时，因为压力精神失常，不能继续念书，亲戚就给儿子娶了媳妇，完婚一段时间就抱了孙子。孙子出生后，家人的爱都转移到孙子身上，再加上儿媳因为家里没允许买房要离家出走，儿子受到刺激，精神瓦解升级，一时失控把自己的儿子掐死了。

悲剧引发了创作的欲望。刘庆邦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家长》。小说里的家长有个最普通的名字，母亲叫王国慧。儿子也有个最普通的名字，叫何新成。这是一桩发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剧。刘庆邦不怕读者对号入座，相反，如果能从中有所反思，他接待每一个家长到小说里找找自己的影子。

此前，刘庆邦一直专注于煤矿和农村题材，他擅长以紧凑的节奏和强烈的情节展开文化与社会批判，《家长》是刘庆邦再度涉猎都会题材的实验，此前他写过一系列关于都会保姆的短篇。《家长》是他迄今篇幅最长的小说，围绕着教育问题，农转非、计划生育、下海做生意、“性解放”、教育工业化，曾经熟悉的社会潮水被一一出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承载历史与时代，在社会性的配景下考察人性。

日常生活的燃料

刘庆邦一直关注教育问题。作为家长，他有一儿一女，如今后代也做了家长。儿子小时候数学欠好，刘庆邦支付了许多心血，也有许多体会。他的微信朋侪圈从开通以后就很少讲话，寥寥几条分享，一半是关于家庭教育。

写长篇，刘庆邦习惯先找到原型。他曾说过，“我写长篇都是往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态。有的时候，甚至得等小说中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后动手。盖棺定论，对人能看得稍稍清楚，人物才气在脑子里活起来。”起初他未思量写教育题材，直到亲戚的那通电话，原型自己找上了门。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刘庆邦还需要从生活里掘客更多的肌理。他回家探亲时，找两个当中学老师的侄子，聊老师和家长的一些来往，今世学校的状况，同时他调动了自己当家长的亲身体验和生活积累。

一次刘庆邦到场家长会，老师点名品评他的儿子，平日性格温和的他跟老师就地反驳，“不能把什么欠好的事都推到结果欠好的孩子身上。” 这件事他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其他家长都很受惊，家长会上，家长一般都“很乖”。刘庆邦把这个场景写到了小说里。

对于应试教育，刘庆邦认为这和中国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文化有关，人人虽然都以为应试教育有问题，但每个家长、老师、学生其实都是应试教育的同谋。家长的焦虑是一方面，教育工业化也催生了欠好的民风，《家长》里写到一个老师，下海破产后，通过熟人先容回去当老师，通过办领导班还债。

刘庆邦认为除了智力教育，应该对孩子举行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包罗意志力教育。回忆起来，母亲是他这方面最好的老师，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教会了他老实和勤劳，他以为，这两个品德，够他受用一生。

他自我评价是个“泪窝子浅”的人，情感懦弱，见不得人受苦。朋侪徐迅记得一件事，刘庆邦在路上瞥见一头骡子，心疼牲畜艰辛，竟上前跟骡子说话。作家中，刘庆邦喜欢沈从文，以为沈从文的小说饱含情感，跟自己的心性相合。他认为，好小说情感要丰满，但不是乱写，“用思想整理过的情感，才是深刻的情感。”

《家长》写得悠闲却透着张力，日常生活的外貌下藏着一股劲。虽写王国慧抚育儿子何新成的故事，前面却用了整整一章扯些闲篇。从王国慧的病，与母亲、妯娌、村里的傻女人的相处，几个侧面就把王国慧肯刻苦、爱要强的性情立住了。小说开篇还写了王国慧平生最大的憾事，因为母亲阻拦，她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遗憾和个性驱使着王国慧不停向上，并把这种压力转嫁到子女身上，压力在一个个事件中积累，最终酿成悲剧。

推着刘庆邦小说往前走的那股劲儿，根据作家王安忆在给学生上课时的说法，是一种“逻辑动力”。“情节按逻辑的动力向前推动。前一个逻辑推动后一个逻辑，一直把小说推向热潮。”不合逻辑的事儿他一般不写。他喜欢曹雪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他的小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文化心理都有逻辑可循。

王安忆也打例如，莫言像道家，刘庆邦是儒家，前者把现实变形，扭曲，而刘庆邦的写作，则一直稳稳地在伦理的运行中开展。正因如此，刘庆邦被人说“写得老实”。

生活里，刘庆邦给人的印象是认真、冷静、可靠。徐迅是刘庆邦在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同事，两人一起做评奖的事情，刘庆邦强调评奖的纪律，要大家注意保密。就连坐在一块玩牌，刘庆邦看出他在玩闹，也会轻言慢语地规劝，“打牌要认真，打牌都不认真怎么行呢。”

除了“写得老实”，他的小说还透着辛辣，刘庆邦的许多小说反思国民的劣根性。成为作家之前，他当了19年农民，又在矿上生活过九年，下过井、拉过煤，对底层民众的甘苦、欲望、对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猛烈的冲突很是熟稔。这些都是生活赋予他的写作的馈赠。

刘庆邦作品《家长》。图/受访者提供

到城里去

刘庆邦出生于河南农村。他是67届初中生，遇上“文革”学校停课，他随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跑遍了北京上海这些都会，心跑野了，不甘愿宁可待在农村，一直想挣脱农民身份。他跟开封下来的知青攀谈，心里悄悄比力自己和别人谁看的小说多。城乡意识冲突中，农民矛盾又庞大的身份自觉，在刘庆邦塑造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许多学生回乡后就彻底成了农民，刘庆邦却没放弃读写。母亲不识字，但很尊重他写作，夜晚会把唯一一盏煤油灯让给他。没什么书报借鉴，他从模拟县里广播站播的批判稿起步，照葫芦画瓢，为了让稿子顺利被接纳，特地在自己名字前强调“贫农社员”。

升学路泡汤后，想要从农村走出来很难，刘庆邦应征投军，可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一政审就把他刷下来了。1970年煤矿招工，刘庆邦最早获得消息，买了一盒烟，给支书递一支，给大队长递一支，跟他们说情，获得了去新密煤矿的时机。

矿上建立宣传队，他是卖力人，厥后宣传队遣散了，他不甘愿宁可重新当工人，总想找点分外的事干，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作品《棉纱白生生》写煤矿上一个老矿工，“文革”期间刊物停办，写出来就压箱底了，六年后才拿出来投稿。现在看来，刘庆邦以为那篇小说写得像好人好事，水平不高，幸亏“是从熟悉的生活开始写，没有胡编乱造，开始就有原型”。

在煤矿，刘庆邦吃上了商品粮，拿了人为，成了公众人，完成了从乡下到都会的跨跃。他是今世中国社会迅速都会化与大迁徙中的一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迁徙规模与转型速度，给每小我私家心灵造成打击，打上很深的烙印。

煤矿是城乡联合部。刘庆邦解释，煤矿多数是在山区或者离农村很近，地下挖煤，井上种庄稼。矿区内里似乎一个小社会。幼儿园、学校、商场，都会里有的差不多煤矿里边都有。一个农民矿工到煤矿，千方百计想转成正式工，一下子就从农民之身酿成了工人之身，从农业户口酿成非农业户口。

他以农村人去煤矿事情为配景，写过许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乡、阶级藩篱的故事。《红煤》写的是一个农村小伙从打工青年到非法煤窑主的进城奋斗与变异史，而新作《家长》里从农村进城的王国慧逼着儿子求学上进，也可以看成是农村女性在都会钻营出路的历程。刘庆邦尊重他们的奋斗精神，也通过他们，展现了底层劳动者在都会化、工业化历程中负担的心灵重负与沉痛价格。

1978年，刘庆邦调到北京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住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厨房的灶台上写作。为了挤出写作的时间，他养成了早早入睡、早上四点起床写作的习惯，写完当天的内容再去上班。第一本长篇《断层》就是这么写成的。为了磨炼自己写作的意志力，他甚至会坚持在大年头一早上起来写作。

如今，刘庆邦已经在北京生活四十年有余，每年他还会回到老家和矿上转转，那里有他的许多亲戚和朋侪。

四十年书写煤矿

徐迅对刘庆邦的印象是很能喝酒，刘庆邦的酒量是在矿下磨炼出来的。矿下是男子的世界，矿工的生活贫乏又艰辛，谈论女人和喝酒是为数不多的消遣。在井下，刘庆邦履历过种种事故。一次本该他下矿，工友有事找他换班，效果那天下井的工友遇到瓦斯爆炸。所幸人救了回来。他在煤矿事情期间，最大的一次事故是因为煤层着火造成井下缺氧，八十小我私家就活活闷死了。一台台棺材摆在矿务局，不敢通知眷属，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那段生活使刘庆邦对矿工发生了亲密的、生死与共的情感，一说写矿工，脑子里连忙就有许多形象活跃起来。许多中国作家都曾写过煤矿题材或是从煤矿走出来的，耳熟能详的有写《人民的名义》的周梅森，另有陈立功和谭谈，但没有一小我私家像刘庆邦这样连续地书写煤矿。

80年月，刘庆邦创作了关于煤矿的第一部长篇《断层》。其时正值革新文学热潮，《断层》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现的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可以看到时代话语的痕迹。那时，刘庆邦事情的煤矿杂志名字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厥后杂志更名叫《中国煤炭报》。他当记者跑遍了全国的巨细煤矿，提高了眼界，也拉开距离，回望反思矿工的生活。

90年月初，刘庆邦在《中国煤炭报》副刊部做主任时，煤矿上降生了一种残忍的作案手法，作案人把受害人诱骗到矿下杀害，伪装成矿难事故，并以死难者眷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赔偿。被诱骗的工具，俗称“猪仔”。“杀猪仔”在全国各地的黑煤窑中一度放肆，几近“工业”。辽西发生“杀猪仔”大案时，刘庆邦所在的报纸去了两位记者，写了五千字的长篇通讯发在报纸上。刘庆邦以为震撼，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中篇《神木》，小说被导演李杨改编成影戏《盲井》，获得了柏林影戏节银熊奖，至今仍被影迷视为经典。

1996年，平顶山煤矿发生重大煤气爆炸，84名矿工遇难。刘庆邦背着小挎包奔赴现场，“矿工眷属都很年轻，孩子都很小，一次一次哭倒了，昏已往。一昏已往就打吊针，然后醒过来又再哭，再抢救，有很多多少很多多少的细节都让人受不了。” 回来后刘庆邦写了纪实文学《生命悲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度酿成了煤矿宁静生产的课本，有矿工给他送锦旗。

有一次，有个矿工眷属正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亲，见刘庆邦是记者，问他：“如果我爸真出不来，我能不能顶替他到场事情？”刘庆邦感应这话里深深的悲伤，却无法写进报道，于是把这件事写成小说。2005年前后，海内的矿难到达岑岭。小说《红煤》就是在这个配景下写就，反思欲望对人性的扭曲。

除了采访矿难事故，刘庆邦还去很是落伍的小煤窑。越是简陋的小煤窑，适合进入文学的工具越多。听说河北孟县另有小煤窑用骡子拉煤，他对人和动物的关系很感兴趣，跑去住了半个月，回来就写了几篇小说。而现代化水平越高，关于人的事儿就越少。

近些年随着机械化采煤的普及，已往的放炮、打眼、支护这样落伍的方式被扬弃了，煤矿事故率也淘汰了许多，如何书写新的煤炭题材是要重新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