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研究如何呼应高教实践？这里有8大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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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增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事情的意见》。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部印发的首个教育科研规范性文件，《意见》的出台对推进新时代教育科研事情具有重大意义，引发教育界特别是教育理论研究事情者的密切关注。

《教育科学》作为海内重要的理论期刊，特邀请专家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及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事情的开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依次选取文章中洪成文教授的看法与大家分享。

图文无关

作者 | 洪成文（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泉源 | 《教育科学》2019年12月第35卷第6期

要不要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不能呼应实践，那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另有存在的正当性吗？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既是服务社会的体现，也是富厚自身更好生长的手段。因为理论源自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高等教育理论，实践不仅为理论提供了富厚的土壤和生长情况，也为理论得以磨练提供了应用的“靶场”，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还为理论提供了生存的正当性。

当下来看，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存正当性，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许多问题。这是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界深入反思的迫切问题。

本文首先论述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精密关系，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二八”偏向，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提出详细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01

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关系

的再梳理

高等教育专家刘献君说过：“一线的事情履历对于我的教育研究资助很大。研究是为相识决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举行研究，得出理论、结论，研究与实践是相互推动的。由偶然到一定，再到自由，这是我的研究路径。”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密切关联，才气找到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第一正当性。

然而，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实践的需求，理论不闻不问；实践的需求，少有人问津；实践逐渐与理论疏远，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没有理论研究，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异。

有人说高等教育理论界与高等学校办学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二八现象”，好比，80％的研究者都在做理论研究，而为实际服务的实践导向式研究不足20％。详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研究工具、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的聚焦上。

刘献君资料图（泉源：中国教育在线）

第一，高等教育学者存在着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多数学者的研究主旨不是为相识决政策和实践问题，而是为相识决自己的升迁问题，从较低级此外职称到较高级此外职称生长，这是最重要的目的追求。

至于能否走进高校，面临实践详细问题，提供详细的方案，却不是很体贴。

第二，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偏狭。

所谓偏狭，指的是只看到了部门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研究学术发展问题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学生的发展；研究西席队伍建设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的西席队伍建设；研究大学计划和生长不是研究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就是研究美国的“常青藤”盟校。

研究的偏狭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险些将80％的精神用到了占比不到20％的高校中，而需要研究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生长、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地方普通高校的洼地、偏远地域高等教育资源不平等以及对世界同行讲好中国高等教育故事等问题，研究结果却严重不足。

第三，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偏向于理论思辨和哲学思辨。

哲学思辨也不是就很容易发生结果，可是相比实证研究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如同伯顿·克拉克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提出的十大案例，涉及国别众多，蹲点调研需要很长时间，这类鸿篇巨制式的研究，要想速成是万万不行能的。

另外，我国高校职能部门事情忙碌，也不很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且数据宣布有诸多限制。理论事情者即便走进高校，也很难过到自己想获得的质料和数据。多方面造成了高等教育学者偏重思辨研究的偏向。

第四，高等教育学者忙于本学校的研究事务。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本大学服务也是应该的，可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学者就成了集会陈诉的撰写机械，撰写陈诉虽然也是研究，可是时间长了会损伤其理论水平的提高。忙于本校事务性陈诉，还会影响其学术交流和互助。

同时，他们用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神将大大淘汰，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同行也多有诉苦，认为他们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事情的区分也越来越小了。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全国近六百家高等教育研究所（院、中心、室），拥有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近万人，可是我们离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另有很大的距离。

“二八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要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那么至少我们得改变这个“二八现象”。纵然不能生长到 “倒二八”，也要生长到“五五”，或者“四六”。

换言之，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实践问题，少一点自娱自乐式的研究；打开视野，而不只是关注“双一流”建设的高校；重视思辨研究，但不仅仅是思辨研究；忙于本学校的事情需求，但更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全局问题和趋势。

02

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

的八大计谋

固然，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成为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主力军，我们做出努力改变的意愿和态度。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全部，但至少会有助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的改变。

那么如何改变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增强努力。

第一，要加速程序，更多地走进大学生长或高校的学生、西席和治理者当中去，腿要更勤，嘴要更勤。

不走进高校围墙里，怎么知道大学的研究需要，不相识需要，又怎么能服务他们；不相识他们的需要，服务好他们就会酿成空话。高等教育研究界流传很广的重要研究结果险些无一意外是对实践需求的实时解决或满足。

1960年美国加州颁布的“总纲计划”，就是为了回应加州高等教育急速生长的现实需求而制定的政策，这个计划不仅让加州高等教育有序生长，为建设美国高等教育最强大的州奠基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20世纪80年月初，我国全面启动建设四个现代化，可是人才缺乏是重要的瓶颈。李政道等科学家提出的“物理学人才赴美留学计划”便立刻成了中央政策，推动了我国物理学人才的造就，也为我国建设科教强国奠基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2007年，高等师范教育生长遇到了生源下滑的庞大挑战，未来的中国西席素质严重下滑的话题引起了顾明远等教授的关切，国务院采取了他的研究结果，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由此而出台，中国西席造就才又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何等深奥的哲学思辨，可是因为离学校很近，离实践很近，研究结果很接地气，所以能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实践。

只管不能将是否接地气看作是高等教育研究结果评价的唯一指标，可是反过来说，如果结果一点地气都不接，也不能说它是好的高等教育研究结果。因此，要繁荣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就必须走进实践。

如何走进实践？至少要在态度和方法上下功夫。一要学习黄炎培和陶行知等老一辈教育家，树立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自信。

我们也要学习费孝通那样不畏艰难地奔赴中国乡村第一线，从事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费孝通的早期经典社会学著作“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工具，在充实的田野观察基础上形成的学术陈诉，而且其中提出的问题对于其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即是在西北联大暂时留住汉中的时候，许多学者“不仅做出了重要的科学技术孝敬，而且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以高等教育滋育西北，推进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要从行动上走进实践，思想上要首先走进实践。走得多了，研究者的腿杆子就硬朗了；走得多了，只管很累，但也感受欣慰。

费孝通（左一）资料图（网络图片）

第二，要在选题上做好平衡。

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主要的研究选题还是依据种种课题申报指南。可是过多地关注课题申报指南，将无疑会把我们的研究与精神局限到政策和理论层面。久而久之，学校需要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学校也不感兴趣，二者渐行渐远。

固然，不全是研究者不感兴趣，而是研究者不能感兴趣。学校的横向课题再多，也不行能对其教授职称的提升或者当前最为紧迫的“非升即走”问题发生促进效果。

现实的尴尬让我们只能做好一个平衡，那就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与申报纵向大课题、拿政府大项目之间维持平衡。维持这一平衡，对于小我私家是有利的，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界也是可取的。

第三，要展开互助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要与实践者增强互助，让他们有机地加入研究队伍中。

好比我们给地方高校提供计划和生长研究，首先要与案例学校相同好，不仅仅要完成一个计划文本的制作，而且要带来案例学校计划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一次互助的乐成不在于乐成地做完了计划，而是带来了校内计划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服务不是永远连续的服务，而是只管让我们完成互助项目，因为内部团队能力提高了，外部专家的这把手杖就没有价值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大学如何筹资，我们要坚持与校友会、基金会开展互助研究；对于大学如何计划，我们要与生长计划处、人事处以及学校分管向导一起互助探讨。互助，不仅可以提高学校内部的能力建设，而且也能促进双方的配合提高。

第四，要做好研究分工，这也是呼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关键。

分工就是要凭据高等院校的详细需求，突出差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甚至差别学者的研究特色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有研究学生就读履历的，也要有研究学生学业计划生长的；有研究高校西席队伍建设的，也要有研究高条理人才流动和引进的；有研究财政分配的，也要有研究社会资源拓展的；有做政策研究的，也要有做院校研究的。

一旦有了分工，我们就可以做到术业有专攻，专业研究水平就会提高，服务社会实践的效果就会更好。分工让高等教育研究者可以制止对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的一窝蜂扎堆现象或重复性研究。

固然，分工不是行政上的摆设或强行推进，而是学者配合体的相对区分，区分也不清除有配合研究。学术研究应以自由探讨为前提，而这个自由才是学者分工的关键。

第五，要通过大数据和定量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本位的研究。

研究工具在已往是我们的弱项，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发展，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实效性，要做更多以证据为本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效果更为直接，解释性更强，可以增加研究结果的直观性和可接受性。

如果想要影响教育政策或相关决议，那么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建议被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在影响高等教育实践或某一所高校的生长方面，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政策建议，更有可能在学校决议层面形成统一意见，从而更有可能被高校决议所接受。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即便提倡定量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可是并不除其他方法的运用，研究方法还是多元为好。

第六，研究评估上也要有适当调整。

评估促生长是共识，什么样的评估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研究偏好。现在高校中的学术评估存在着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偏向。实践结果的编著不能算结果，或者说不能算是重要的结果。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结果才是重要的结果？

另外，评估中唯外洋刊物密切追随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只要是国际刊物上的揭晓就是高绩效，就是高水平，如此下去，一定会让那些走进高校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学者心寒，甚至对实践有意回避之。

固然，一线的研究并非不能出大结果，但显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周期。

第七，要为学者走进实践建设健全相关机制。

在健全的机制下，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愿意做一线研究的。那么最需要建设的机制是什么？

第一，要给横向课题以更高的待遇，不能将所有的横向课题都看作是低水平的，横向课题的评估不是考察其是否建构了理论，关键是要看其实际效果。

第二，要让横向研究与决议咨询服务相关起来，如果一项资政建议获得了权威部门的认可和接受，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与顶尖刊物相同的水平，那么横向课题至少可以作为CSSCI泉源期刊的水平或者焦点期刊的水平来认定。

第三，要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实践研究结果给予勉励和奖励。

第四，对于县级机关单元所委托的课题，要研制出相应的勉励计划。县级政府离群众最近，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最为相识，可是因为其级别问题，由县政府所出具的任何科研结果证明，在大学里都不受重视。这种一竿子全都打垮的做法值得商榷。

第五，对于广泛流传也有良好社会效益的研究陈诉和学术漫笔，也应该凭据实际情况给予肯定，优秀结果应该可以算作一定品级的研究结果。

总之，科研结果的评估还应遵循精致化原则。如果我们的结果评估精致化了，理论研究事情者对实践的呼应也将大大增强。

第八，要提倡研究和服务的民族牌。

作甚民族牌，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生长的特色或个性。与外洋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主要从研究工具、革新履历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有许多研究工具是世界独占的，好比党委向导下的校长卖力制、政治领导员制、高校之间的“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民族学生高考特别政策、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生住宿制、高等教育公正问题的解决等。

其次，从革新履历来看，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最为富厚的高等教育革新的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的鲜活案例，有研究型大学国家支持计划的乐成，也有令人瞩目的中外互助办学事业；既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学乐成合并运动，也有勉励差别类型学校齐头并进生长的履历，这些履历虽然许多，可是关于供其他生长中国家所借鉴的提炼事情还做得很不够。

再次，从思维方式讲，我们中国人最讲求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革新思维是大部门国家所不能比的，与此同时，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是从来稳定的。这种变中有稳定，稳定且不停在变的思维是很少国家所有的，这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式的思维是有精密关系的。

这些特点都在召唤着高等教育研究者来加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