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津生走了，把这个课堂留给他的五位院士朋侪

3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宁津生于武汉逝世，享年88岁。

恒久从事大地丈量领域研究的他，被誉为“大地之星”。他在诸多方面成就显著，其中一项照亮过许多人的成就，是在武汉大学提倡开设了一门基础课——“测绘学概论”。

这门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配合教学，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但门路课堂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

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他们“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宁津生和诸多院士一起，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今天，我们推送一篇旧文缅怀宁津生院士，也重温谁人巨星闪烁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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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路瑶

编辑 | 从玉华

每年秋天，当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梧桐叶开始飘落，6位院士会从天南地北的集会中抽离，陆续回到一方不大的讲台上。

台下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这些大一新生刚从应试教育中浮上来，他们邂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院士。

这是一门叫作《测绘学概论》的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配合教学，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门路课堂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课后，找院士签名的学生排发展队。

2017年10月12日，授课完毕后，宁津生给同学们签名

20年间，这门课走进了武大的通识课堂，走进了千里外的同济大学，听过课的学生上万人次。最初，院士们仍需亲自拿着笔尺，将课件画在薄薄的透明胶片上。如今，带有动图的多媒体课件取代了胶片。时间也改变了几位科学家，他们酿成平均年事77岁的老人，师生年事相隔半个多世纪。

稳定的是，站在讲台上，几位院士仍会经常提起自己的“老师”——武汉丈量制图学院（下文简称“武测”，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校）的首创人、新中国测绘界的大师们。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这些“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这一代院士，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只不外，他们需要反抗的工具，早已差别了。

理想的大学是一班非凡人格的“用饭所”

开始授课前，李德仁院士习惯走向讲台中央。年近80岁的他徐徐弯下腰，鞠上一躬，好像音乐会开场了。

200多人的大课堂里格外平静。有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眼光审察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师，正是他们桌上课本的编者之一。

宁津生、陈俊勇、张祖勋、刘经南、李德仁及龚健雅，这6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学领域内的“传奇”“一代奠基人”。但在这门课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授课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班非凡人格的‘用饭所’，这里遇见一位牛顿，那里遇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有人用林语堂的名言形容这门课。

2017年10月12日，宁津生给大一新生教学《测绘学概论》第一讲

武大学生则霸气地称这些院士为“测概天团”。“集齐签名，召唤神龙”。

这个“偶像天团”，看上去和时髦绝不搭边。他们是一群“爷爷级”的老头，年龄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一位60岁。在难过的合影中，6位老人有些拘谨地站成一排，双手大多叠在身前。镜头清晰袒露出他们额前稀疏的头发、岁月在脸上留下的一道道褶子。

宁津生院士是这门课的提倡者。今年85岁的他，对盛行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地丈量学家，笑呵呵地说，学生找他要签名时，他有种成了“超女”的模糊感。

这门课教学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从课程设计之初，院士们就统一意见，要尽可能地贴近年轻人，“不能吓跑他们”。课本中拗口的观点删了又删，课本特意制作成彩色，插画、图示险些占了一小半。

整整20个课时，6个院士，4个教授，只为回覆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上大学前，叶晓彤对这个专业险些一无所知。和许多人一样，她以为测绘就是“拿个黄色的三脚架在马路上量量”，很艰辛而且没啥技术含量。听完院士们的授课，她对测绘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从宁津生不紧不慢的讲述中，她第一次知道，原来“GPS导航卫星”“可量测的全景影像”，这些高峻上的先进科技，和测绘这个古老的学科密切相关。测绘早已进入“大测绘”时代。

“测绘的本质就是研究时空问题。你从那里来？你要干什么？要到那里去？这既是哲学家问的问题，也是保安问的问题。同时，它还是导航研究的问题。”卫星导航专家刘经南常笑着给新生讲这个段子。

在他的课堂上，测绘这个看似枯燥的学科，不仅与哲学相关，与历史、生物甚至天文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信手拈来种种小故事：黄帝战蚩尤时三天三夜困在大雾中，多亏发现了指南车才打赢这一仗；因为有定位基因，人类才有偏向感和距离感；用射电望远镜可以丈量星系之间移动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否在加速膨胀……

叶晓彤听得一愣一愣的，“许多完全没想到的地方，突然被启发到了”。这些院士好像是站在山顶上的一小撮人，他们的视线穿透远古和星空，顺着他们的眼光，叶晓彤窥见了一个极开阔的地带。

这正是开这门课的目的。在宁津生看来，这些刚从高中结业的孩子，纷歧定能完全听懂课，但他们会对测绘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这个学科不再是传统的野外作业，它有许多高科技、很前沿的工具。

干过1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的他记得，开这门课前，许多学生不愿学测绘。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就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卸任校长后，宁津生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匠程专业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实验开了一门“院士课”，效果很好，转专业的学生少了许多。他很兴奋，和几位院士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与其靠领导员去劝，去做思想事情，不如靠院士去讲。”

一晃，20年已往了。同济那门“院士课”早没了，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校名都没了，几位院士从中年迈入了暮年。唯一稳定的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门课的讲台上。

最好的西席要到一线搞教学事情

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差别学院，且常有外单元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打击。武大有些向导不明白，“为什么要花这么鼎力大举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许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只管他们建立了武测，子弟的研究结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中。

1955年年头，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建立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丈量制图学院建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丈量系本科结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这座新建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芜的坟茔，经由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署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丈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发作之际，他带着同济丈量系师生，拖着粗笨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授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尽力主张“最好的西席要到一线搞教学事情”，在他的提倡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罗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建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泛起在课堂中。

西席上台授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授课条记。授课前一周，再修改增补，思量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授课条记由于多次增补，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结业的年轻西席，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授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课堂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其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丈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授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课本发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难题时期，老先生家通常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工具，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计划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逐步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教学的大地丈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历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刻意，“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兴奋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揭晓吗？”叶雪安悠悠所在了颔首。

没想到，文章没能揭晓。“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仰药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课本，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夹着烟纸的碎纸片，酿成了60万字的课本

1968年冬天，包罗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许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未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 不出两年，武测被打消，军队接受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情况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配合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计划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丈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指挥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西席组织起来，建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课本。文革竣事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内里是一叠种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酿成了60万字的《摄影丈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协力编写课本，“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互助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课本。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课本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酿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揭晓，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竣事后，王之卓立刻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修建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结果，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险些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2004年6位院士合影，左起张祖勋、刘经南、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龚健雅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吻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课本。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厥后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种种集会、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结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欠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元，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许多人摸清这个纪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明白，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掌握偏向、服务西席”，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许多最普通的西席，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议他们提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纪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西席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来往，似乎也淡了。去许多新建的大学城观光时，刘经南感慨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课堂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酿成了死城，“看不见一小我私家”。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受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苦、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伤。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水平上促成了“院士课”的降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酿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生长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其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随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勉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实验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气势派头差别。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晤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劈面，语气很平常，但刻意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海内第一、世界第一。”

在武汉丈量制图学院，“测绘三杰”与夫人合影，后排左起王之卓、夏坚白、陈永龄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织。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看法”：“差别学科交织所发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域一样。”

不外，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恒久而艰辛的事情。”

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互助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气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盘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贞”、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笃志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希望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厥后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置惩罚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频频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在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盼望，那就是对科学岑岭的憧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停提醒着，这种盼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这一教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

王之卓尽力阻挡太过溢美之词。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阅稿时总要划去，附上纸条，“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数据结构）”。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品评道，“你不能自封为‘完美的’。”龚健雅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皱了皱眉说，还是不行。

指导博士生李彬时，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一次，这位学生计划用“前沿、首次”几个词先容自己的最新算法，宁津生坚决否认。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严谨求实。

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惋惜

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李彬以为宁津生就像“遥远的一颗星”。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每次脱离老师家的小客厅，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内里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酱等各色“宝物”。这位博士完婚时，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泛起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还没等他结业，老师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来到场李彬的论文答辩时，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

给本科生授课时，宁津生也很难再站着上课。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课时坐在一把灰黄的旧椅子上。

在德国留学时，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与友人合影

但他们仍在为这门课忙碌着。课本的第4版正在修订之中；同样的概论课移植到了同济大学；最近，给研究生开一门类似的概论课，又被列入计划之中。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向导来到武汉大学，征求院士们对70岁退休制度的意见。宁津生在会上平静地说，他对退休没有意见，只有一件事，还望商榷。

这位老科学家顿了顿说，他想继续给大学新生上课。“我们6个院士有5个过了70岁，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惋惜。”

正如当年迈教授用精彩的授课留住了他们，这几位院士也留住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宁津生记得，开了这门课后，转专业的学生少了许多。到了第三年，头一遭有外专业的转进来。

在和时间的角力中，几位院士最体贴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这位院士造就出了3位院士，除了教学《测绘学概论》的李德仁和张祖勋，另有被媒体称为“高铁院士”的刘先林。

刘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学。最近他突然在网上“火了”，一张照片广为流传：一个光脚穿着旧皮鞋的干瘦老头，笃志在高铁二等座上修改演讲稿。在测绘界同仁眼中，刘先林“囚首垢面、不善言辞”，但他是个“奇才”，一小我私家鼓捣出了5种航测仪器，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仁很钦佩这位同门兄弟，但他还是向刘先林提议，要造就年轻人。“老刘，你这个老牛能活几多年？你刘先林死了以后，刘先林的工具没有了，你不是乐成的。”

刘先林有些触动，点了颔首。

同几位老先生一样，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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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 | 陈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