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孩子进入了“985”院校

作者：杜嫱

摘要：公正与效率是教育领域永恒的话题，在接纳纵向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借助“辈出率”的观点比力差别阶级家庭的高等教育时机漫衍情况，分析高等教育时机不平等水平，形貌展示2008年至2015年间7所“985”院校中学生的社会家庭经济配景状况，并讨论其中的纪律和纪律背后的原因。效果显示优质高等教育时机越发倾斜于家庭社会经济职位较高的阶级，不公正水平“似乎”在扩大而非削弱。

关键词：

教育时机、公正、纵向研究、辈出率、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equality、longitudinal research、stratification mobility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8)05-054-12

公正与效率是教育领域永恒的话题。1999年的院校扩招带来的增幅到达史无前例的47.4％，教育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生长统计公报，指出全国各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到达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达42.7％。“读大学”已不再是难题的事情。然而院校扩招后，是否来自差别社会经济配景家庭的学生享受到了相同的优质教育资源?哪些学生群体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具有优势?这不仅事关学生、家长利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公正政策的制定、社会持久稳定生长。本研究旨在接纳纵向实证数据，形貌展示2008年至2015年间7所“985”院校中学生的社会家庭经济配景状况，并讨论其中的纪律和纪律背后的原因。

一、研究综述

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包罗三方面，首先，梳理海内外学者对教育公正的界说，并明确家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其次，提供相关实证研究并举行述评；最后提出本研究所依托的EMI理论。

1.教育公正与原生家庭

对于公正这一观点最为经典的解释莫过于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63年的叙述，他指出公正(justice)在政治、社会系统的应用需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为自由优先原则，意味着每个个体拥有着相同的追求自由的权利；第二个原则为时机均等原则和差异看待原则的联合体，认为社会时机对每小我私家都是均等的，但对于差别人需要差异看待，例如对最初处于弱势的受惠者需要举行利益赔偿。[1]这一公正观认可了个体原生情况的差异。

教育公正的焦点在于时机均等，时机均等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公正目的的关键。[2]早在1976年，亨利·列文(Henry Levin)指出，权衡教育时机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需要参照四方面尺度，即入学时机均等、教育到场均等、教育效果均等以及教育对未来生存时机的影响均等。其中第二条教育到场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详细指的是差别社会群体在到场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具有相同的代表性。[3]这种平等的实现面临两方面的逆境，一是学校自己结构和教育系统运行机制的问题，[4]186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源于学校外部的因素，即家庭社会经济职位的差异、怙恃期望的差异等。这一论断高瞻远瞩地指出家庭在高等教育公正实现中的作用。

我国学者杨德广、张兴联合我王法律法例以及教育领域的详细情况，指出教育公正中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各阶级的成员(无论家庭配景、小我私家身世)都拥有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时机。[5]但现在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学生拥有许多的大学学习时机，这显然是违背教育公正原则的。文东茅大略估算了一下现在院校中学生的结构，治理阶级占据全国人口的2％左右，其子女却拥有近7％的高等教育时机，而占据一半的农民子女却仅仅享受到了三分之一多一些的高等教育时机。[6]由此可见，在我国，高等教育公正仍不尽人意。

2.家庭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时机获得的实证研究

1966年，美国卫生署(Department of Health)宣布的科尔曼陈诉(Coleman Report)中指出，在众多影响学生学业结果的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职位的影响最为显着。[7]这一结论令人唏嘘叹息西席与学校的作用微弱，同时令人讶异原生家庭的深刻影响。

现在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家庭收入、怙恃的职业以及受教育水平都能够影响子女的教育时机获得。在美国，低收入的学生群体中仅有40％的能够在中等教育竣事后进入高等教育系统，而这一比例在家庭收入丰盛(年收入凌驾10万美元)的学生中高达84％。[8]55克洛森(Crosnoe)指出，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情况下造就的子女更难进入高等教育，在此历程中怙恃(尤其是母亲)的消极的教育态度和吝啬的教育投入起到中介作用。[9]恩贝格(Engberg)和艾伦(Allen)的研究讲明，只管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难以获得高等教育时机是“不行控制的运气”，但回归分析效果讲明，随着怙恃的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怙恃与子女的互动的密切以及学业勉励的增强，学生进入大学会获得促进。[10]列文总结了英国、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多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用父亲职业作为社会阶级的署理指标，能够很好预测子女获得的教育数量和类型。[11]埃米施(Ermisch)等人的研究也讲明怙恃的受教育水平都能够显著预测子女的教育成就，相比而言母亲的受教育水平预测效果更强。[12]戴维斯(Davis)等人全面考察家庭社会经济职位(包罗怙恃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子女学习结果之间的关联，效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职位间接正向影响了子女的学习结果，其中教育信念(期待)和行为(阅读、玩耍和给予温暖)起到中介作用。[13]家庭社会经济职位正向预测学习结果这一现象在中学阶段也获得证实。[14]由此可见，社会经济职位较高的家庭能够接纳多种途径促进子女学业进步，可能是他们能够获得更好教育时机的内在原因之一。

我国不少学者也证实了家庭社会经济职位对子女教育时机获得的影响。沈祖超和阎凤桥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转型期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层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他们观察了学生家庭配景对民办院校学生的高等教育时机获得的影响，发现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能够促进子女进入民办院校计划内学习项目，职业水平和家庭经济却起到负向作用，陪同着家庭配景的优越水平提升，子女继续升学的意愿上升。[15]侯龙龙等人通过考察全国近六千名结业生的基本信息和家庭配景，指出怙恃亲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数量(能否获得本科教育时机)和质量(“211”大学准入时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配景造成的社会分层是显著存在的。[16]文东茅也对全国15222名本、专科结业生的家庭配景(怙恃职业、学历等)举行了观察，效果讲明来自较高社会阶级家庭的学生占据的相对比例更高，进一步分析效果显示，这些学生的优势还体现在更精彩的高考结果和更良好的就业质量。[17]王伟宜、谢作栩接纳“辈出率”这一指标，证实了怙恃受教育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时机的获得，且学历越高，子女的辈出率越高。因此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通报性。[18]类似的，陈晓宇接纳在校生抽样样本，使用辈出率指标综合分析了城乡、怙恃学历、怙恃职业、怙恃收入等一系列家庭因素对学生进入“985”院校、“211”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影响，效果讲明家庭社会经济配景优越的学生更多享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19]

上述实证研究均验证了原生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时机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也存在不足，首先，多数研究考察的是家庭社会经济配景对高等教育时机获得的影响，仅少数研究区分了高等教育质量，因此对于优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学生群体组成不够明晰；其次，研究多局限于对某一年的在校生或者结业生举行截面数据分析，尚缺乏深入纵向数据剖析。刘精明分析了1987-2003年这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时机的分配，效果显示在本科教育中，院校扩招导致父辈职业位置优势的阶级较大水平地扩大了他们的相对优势。[20]他的研究区分了职位取向的本科教育时机和生存取向的成人高等教育，但陪同着普通高考升学率的提升，成人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被边缘化，[21]因此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分类需要细化。

在经济转型期，陪同着社会对高等教育公正和效率的问责机制不停增强，分析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机构内学生家庭配景身分，有助于提升纵向公正，向劣势群体举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协助他们改善教育情况。因此，本研究将驻足于前人的研究，分析2008-2015年间7所“985”院校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配景，明确优质高等教育的流向和趋势，为进一步制定教育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3.MMI理论和EMI理论

雷夫特里(Raftery)和霍特(Hout)提出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MMI，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模型，比力系统地阐释了爱尔兰在工业化历程中教育扩张与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会经济职位高的怙恃总是会寻找种种方法使得其子女教育时机最大化，只有高等阶级的教育需求到达饱和，阶级差异才有可能缩小。[22]在MMI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Lucas)进一步提出了EMI(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模型，这一模型指出即便高等阶级的教育需求到达了饱和，不平等依然会有效延续下去。高等教育时机的不平等不但纯是数量上的不平等，也包罗质量上的不平等。如果数量的差异是普遍的，那么社会经济职位较高的群体会获得数量上的优势，如果质量的差异是普遍的，那么他们将获取质量上的优势。[23]EMI理论和MMI理论都强调家庭阶级之间的竞争，MMI理论认为这种竞争陪同着某一级此外教育普及会弱化，而EMI理论则指出即便教育惠泽公共，竞争依旧会在教育类型中连续。驻足于EMI理论，社会经济配景的优势并非消失，而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泛起。有学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EMI理论更具有解释性。[24]因此，本研究探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一段时间内的流向，能够磨练EMI模型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二、研究方法

1.被试与数据泉源

本研究数据泉源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院校教育质量与学生生长监测项目》2008年至2015年本科生观察。

年份选择：对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5年四年的数据举行分析。

院校选择：一连、重复到场4年观察的院校作为本次的分析院校，其中“985”院校7所，非“985”院校的“211”院校14所，普通本科院校16所。

年级选择：本研究关注差别社会经济配景的学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情况，因此选择一年级新生作为观察工具。

2.变量选择

本研究关注差别家庭社会经济配景的学生组成，选择以下四项指标权衡家庭社会经济配景：

生源地域：共包罗四类，东部、中部、西部及港澳台，由于港澳台学生数量少少，在本研究中不予出现。

生源地级别：共包罗五级，划分是直辖市/省会都会、地级市、县城或县级市、镇、农村。

父亲受教育水平：共包罗五级，划分是初中教育及以下、高中和中职、大专、本科及研究生。

家庭经济收入：共包罗五级，划分是年收入1万元及以下、年收入1万-4万元、年收入4万-10万元、年收入10万-20万元和年收入20万元以上。

此外，本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接纳辈出率的观点权衡差别阶级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上比例的情况，从而体现差别阶级获得高等教育时机方面的差异水平。详细来说，辈出率的盘算公式为：

阶级A的辈出率=大学生中阶级A的子女所占据的比例/阶级A人口占据全体职业人口的比例。

将辈出率与1相比，即是1说明该阶级的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时机为平均水平，小于1说明该阶级的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时机小于全体阶级的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该阶级的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时机大于平均水平。[25]

三、研究效果

1.生源地域差异及结构辈出率

纵向视察表1，从2008年至2015年，“985”院校中东部地域的学生比例是最高的。横向视察可知，东部的学生的普通本科院校辈出率始终高于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域的学生在“985”“211”院校的结构辈出率高于平均水平。相比而言，西部地域的学生，在“985”院校的结构辈出率始终高于东、中部学生。

视察图1可知，只管西部地域学生在“985”院校上的结构辈出率始终大于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值在不停下降，从2008年的2.11下滑为2015年的1.29。东部地域学生的“985”院校辈出率在缓慢上升，从2008年的0.59上升为2015年的0.76，可是尚未突破平均水平。中部地域学生“985”院校的辈出率则颠簸不大，取值在1.21-1.25。

图1 “985”高校生源地域的结构辈出率

2.生源地级别差异及结构辈出率

纵向视察表2，从2008年至2015年，“985”院校中来自直辖市/省会都会的学生比例都是很是高的。横向视察可知，早期来自低级别生源地的学生获得“985”院校的教育时机占有优势(如2008年农村的“985”院校辈出率为1.36，直辖市/省会都会仅为0.59)，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优势逐步缩小，甚至泛起劣势(如2015年农村的“985”院校辈出率下降为0.99，直辖市/省会都会上升为0.83)。

为了更清晰描画“985”院校生源地级此外变化情况，以时间为横轴，以五级生源地的结构辈出率为纵轴，举行作图。视察图2可知，来自农村、县城或县级市的学生在“985”院校的结构辈出率最初具有优势，但随着时间不停降低；相反，来自直辖市/省会都会、地级市的学生在“985”院校的结构辈出率不停稳步上升。

图2 “985”高校生源地级此外结构辈出率

3.父亲受教育水平差异及结构辈出率

视察表3，2008年至2012年，“985”高校中父亲的优势学历出现出“两头漫衍”的趋势，即小学学历及以下、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条理的结构辈出率均大于1。可是这种局势在2015年被打破，2015年数据显示父亲学历条理高的学生就读“985”院校占据普遍优势，特别是父亲学历条理为研究生的，结构辈出率为1.44，而父亲学历在小学学历及以下的结构辈出率不足1。将父亲的学历整合为五类(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合并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和技校合并为“高中和中职”；其余稳定)，做出随时间推移的“985”院校差别学生父亲学历的结构辈出率。视察图3可知，父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在“985”院校的结构辈出率不停下滑，而父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在“985”院校的结构辈出率不停上升。

图3 “985”高校学生父亲学历的结构辈出率

4.家庭年收入差异及结构辈出率

纵向视察表4，“985”院校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2008年时，多集中于年收入1万元及以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年收入4万-10万的家庭，这与全社会经济的快速生长密不行分。横向视察表4，2008年家庭收入为1万元及以下的学生在“985”院校中结构辈出率为1.15，但该数字停止2015年下滑成为0.66。该群体的学生的就学优势虽然在“985”院校中消失，但徐徐在“211”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中体现出来。图4则更为直观体现了随着时间的变化，“985”院校学生家庭年收入的结构辈出率变化。可知收入最低(1万元及以下)和较低(1万-4万)的群体，其辈出率不停下滑，而收入高(收入10万-20万元、收入20万元以上)的群体，其辈出率出现上升趋势。

图4 “985”高校学生的家庭收入的结构辈出率

5.家庭社会经济职位对就读院校类型的影响作用分析

本研究中选取权衡家庭社会经济配景的指标的四个指标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因此借鉴前人的研究履历，[26]接纳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对学生就读院校类型的影响因素举行分析，并对2008年的回归模型和2015年的回归模型举行对比分析(表5)。

从生源地域方面来看，与西部地域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域学生进入“985”院校的概率较低，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距在逐渐变弱(2008年为西部地域的0.064倍和0.247倍，2015年为0.303倍和0.801倍)。类似的，从生源地级别来看，在“985”院校的入学方面，2008年农村地域的概率最高，但停止2015年，被县级市和镇赶超。在父亲受教育水平方面，2008年的数据显示，与父亲受教育水平为不识字/识字少相比，父亲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及高中、大专的子女进入“985”院校的概率较低，但2015年的数据则显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且不识字/识字少的父亲学历，其对应的子女进入“985”院校教育时机最低，研究生的父亲学历，其对应的子女进入“985”院校时机是前者的11.6倍。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收入对子女就读“985”院校的预测作用也在逐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的解释力方面，伪决议系数Cox and SR²从0.282下降到0.123，这说明模型中的人口学变量仅仅能够有限解释教育时机的分配，且解释力也在下降，除了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之外，其他未纳入的变量的解释力变得更强。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正确判断与选择的决议，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可连续和康健生长，反之，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下降、公正失衡，甚至影响教育秩序和社会安宁。[27]本文驻足试图分析“985”院校本科一年级学生的生源状况，从而明晰是否来自差别家庭社会经济配景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本研究借助“辈出率”的观点比力差别阶级家庭的高等教育时机漫衍情况，分析高等教育时机不平等水平。

总的来说，纵向数据出现出以下一些结论：

首先，从生源地域来看，东部学生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结构辈出率较高，而中部学生和西部学生，尤其是西部学生在“985”院校和“211”院校中的结构辈出率突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学生的优势在逐渐降低。其次，从生源地级别来看，来自直辖市/省会都会的学生在普通本科院校中的辈出率较高，地级市的学生辈出率的优势从“211”院校逐步上移到“985”院校，而低级此外农村生源地学生辈出率的优势则从“985”院校下移到“211”院校。再次，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来看，学生在“985”院校中辈出率从“两头漫衍”转变为“一端独大”。早期，即便父亲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其子女在“985”院校的辈出率也大于1，类似于父亲学历为本科、研究生的子女。可是2015年数据显示，父亲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的子女在“985”院校中的辈出率均下降至均值1以下，而父亲学历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子女依然保持着辈出率的优势特征。最后，从家庭年收入来看，近些年来“寒门”似乎难出“贵子”，在2008年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家庭，其造就出的学生在“985”院校的辈出率高达1.15，但该指标在2015年已经下滑为0.66。

综合以上结论，不难发现，优质高等教育的不公正水平“似乎”在扩大而非削弱，优质高等教育时机越发倾斜于家庭社会经济职位较高的阶级。在现在高等教育时机普遍的情况下，“985”院校本科教育资源作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是稀缺品，而在对其的争夺战中，拥有更多家庭支持的学生具有优势。

同时，对本研究的数据和结论需要做出几方面的讨论：

第一，关于抽样的科学性。本研究中，追踪观察了共计37所院校(其中“985”院校7所，“211”院校14所，普通本科院校16所)，受限于数据，普通本科院校的数量较少。本研究着力点在于考察一段时期内“985”院校学生的生源组成相对变化，因此对数据影响不大，但后续研究应当增补普通本科院校的数量，与全国的高校类型漫衍可比，增强样本的代表性。

第二，辈出率指标的使用。本研究接纳“辈出率”这一指标，这一指标能够说明某一阶级在校生比例与该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之比。可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本研究的总样本却并非社会总人口，而是部门已经获得本科教育时机的群体。因此，本研究使用辈出率只能够说明差别质量教育时机在已进入高等学校人群中的分配差异，而不能反映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漫衍状况(图5)。因此，对于本研究辈出率的解读需要格外慎重。例如，参照2008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西部总人口为36103万人，中部人口为43530万人，如果“985”教育时机在各地域漫衍是均等的，那么中部人口中获得“985”教育时机的人数应当是西部的1.21倍，可是实际样本数据中仅为0.87，这说明实际中部地域在2008年获得“985”教育时机处于劣势。本研究中显示2008年中部生源学生在“985”院校中的辈出率为1.23，仅仅说明晰在流入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中部学生流入“985”院校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图5 “辈出率”内在示意图

第三，教育公正的探讨。教育公正问题不仅关乎社会成员的自身利益，而且与社会的久远牢固生长也密不行分。陈晓宇认为，公正比平等或均等更为抽象，更具有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28]26-44在一个追求公正的社会，应当为处于倒霉田地的人提供时机和福利。正如丁小浩的研究证实的那样，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并没有保障高等教育时机漫衍更为均等，相反，泛起优质高等教育越发倾向于优势社会阶级。[29]而这一效果也在本研究中获得了证实。

第四，家庭社会经济配景和能力对于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时机的影响。本研究偏重分析家庭社会经济配景与优质高等教育时机分配之间的关系，虽然研究讲明，不公正水平体现出了增大的趋势，可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学生自身能力的影响。刘精明的研究讲明，就现在普通本科教育时机分配而言，能力尺度占绝对主导职位，随着本科条理的提升，能力效应和身世效应同时扩大。[30]针对2015年数据所做的多元逻辑回归的模型解释力仅为0.123，这说明除了家庭社会经济配景之外，另有许多未纳入的变量在影响学生的入校时机，这也是未来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总的来说，分析哪些群体进入了“985”院校，能够对传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获得一定相识，从而对接下来举国推进的“双一流”高校建设走向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其次，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永恒的话题之一，保障教育公正对社会成员的自由生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研究的纵向数据能够反映出公正水平的走向和趋势，这可能也是未来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Rawls J.The Sense of Justice[J].Philosophical Review,1963,72(3),281-305.

[2]李忠晓，朱莉.时机均等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公正目的的关键[J].理论学刊，2006，(8).

[3][11]Levin H M.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Western Europe[J].Social Problems,1976,24(2),148-172.

[4]Husen T.Social Influen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Equality[M].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75.

[5]杨德广，张兴.关于高等教育公正与效率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6][17]文东茅.家庭配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时机及结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7]Coleman J S.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M].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Office of Education,1966.

[8]Bozick R,Lauff E,Wirt J.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2002:A First Look at the Initial Postsecondary Experiences of the High School Sophomore Class of 2002[M].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7.

[9]Crosnoe R,Mistry R S,Elder G H.Economic Disadvantage,Family Dynamics,and Adolescent Enrol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2,64(3),690-702.

[10]Engberg M E,Allen D J.Uncontrolled Destinies:Improving Opportunity for Low-income Student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1,52(8),786-807.

[12]Ermisch J,Francesconi M.Family Matters:Impa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s[J].Economica,2001,68(270),137-156.

[13]Davis-Kean P E.The Influence of Par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Income on Child Achievement:the Indirect Role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Hom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05,19(2),294.

[14]Farooq M S,Chaudhry A H,Shafiq M,et al.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Quality of Academic Performance:a Case of Secondary School Level[J].Journal of Quality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1,7(2),1-14.

[15]沈祖超，阎凤桥.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西安民办院校学生家庭配景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

[16]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配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

[18]王伟宜，谢作栩.家庭文化配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时机的影响[J].江苏高教，2005，(4).

[19][26]陈晓宇.谁更有时机进入好大学——我国差别质量高等教育时机分配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2，(2).

[20]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时机差异：1978～2003[J].社会，2006，(3).

[21]蒋立文，经贵宝.成人高等教育边缘化原因及对策[J].江苏高教，2005，(3).

[22]Raftery A E,Hout M.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xpansion,Reform,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1921-75[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1),41-62.

[23]Lucas S R.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6),1642-1690.

[24][29]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时机均等化[J].中国教育学前沿，2007，(2).

[25]胡荣，张义祯.高等教育时机阶级辈出率影响因素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1).

[27]潘懋元.公正与效率：高等教育决议的依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28]陈晓宇.中国教育财政政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2012.

▷本文泉源：人大复印：《高等教育》2019年02期，原发期刊：《山东高等教育》2018年第20185期第54-65页；转自：壹学者

▷作者：杜嫱，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