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读了9年大学，最重要的工具是在德国学到的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都会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倘使我再上一次大学”，几多年来我曾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获得两个截然相反的谜底：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外以为，我走过的这一条门路，对己，对人，都另有点利益而已。我搞的这一套工具，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释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结果。这一套冷清的工具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详细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伍的。

可是近几年来，突然泛起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很是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作。有了一点结果，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以为已往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以为，这内里既包罗着“弘扬”，也包罗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力长的：在中国念了４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５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外洋学到的。我在海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时机。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时机，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快要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难题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须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划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此外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结业”这个观点。只有博士论文写成，面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朴而实则极严格的历程，一切决议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结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

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宁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到场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由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划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决议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看法，就不必写文章。看法岂论巨细，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小我私家以为，这是很是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气“日日新”，才气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神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历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释教混淆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随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约莫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小我私家心里琢磨：怎样才气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以为，那几千张卡片，虽然誊录时似乎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体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体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管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

我自我感受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浏览，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

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内里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工具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随处都是袒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可是，经由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受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面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重新到尾认真核对，不光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

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泯灭了大量的时间。其时就感应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诲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当地借，一本一当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厥后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措施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到场看校样的事情。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团体的气力，来保证不堕落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智慧的”措施吗？

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庞大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罗在内里。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很是很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横跨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行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差别。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事更令人受惊。已往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听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可是影象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

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堕落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体现。另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得手，一切掉臂。我国的书评事情又远远跟不上。纵然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冒犯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已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最想讲的就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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