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成为压垮KTV最后一根稻草？老板给员工找兼职“送快递、去洗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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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 马霖
编辑｜余乐
同乐迪量贩KTV的老板彭杰浩最近很发愁。他在辽宁有两家店，克日终于营业，但营业额不足往常的一半，北京的五家门店则一直没获得恢复营业的许可。
“还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儿，现在手底下还剩80多员工。”彭杰浩说，“有一些KTV已经坚持不住了，我们也在思量，挺不住就不要了。”
AK铜锣湾连锁KTV的老板胡晓伟也感应了庞大的压力，他在江苏有29家门店，停业已经三个多月，还不知道何时能开业。
据企查查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KTV娱乐企业注销或吊销246家。曾因“王思聪一晚消费250万”的新闻爆红的北京K歌之王，因财政压力已与200名员工排除劳动条约。温莎KTV的员工则通已往盒马鲜生做暂时工渡过难关。许多KTV老板表现，贷款、房租已经压得他们喘不外气，KTV行业打工者的生活也面临难题。
曾陪同中国70、80后发展的量贩式KTV已经低迷数年，疫情的到来让整个行业的逆境雪上加霜。
近年来，线上平台给年轻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创新的娱乐选择，例如直播、短视频、网络K歌、网游等，线下演唱会、酒吧、影戏消费也占据了消费者有限的娱乐时间，但KTV所能提供的产物和服务，近30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创新力严重不足。
据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据，2015年中国KTV企业数量迎来12万家的岑岭后，2016年泛起断崖式下跌，数量大幅淘汰至5万多家，2018年进一步淘汰至4.9万家。与此同时，消费价钱也从2014年的141元／小时下降至2018年的95元／小时。
疫情加剧了KTV行业的生存逆境，也在推动业内人士反思，如何让年轻人重新爱上K歌这项娱乐运动。或者说，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会重新回到传统的K歌场景中去吗？
盼“五一”后复工
因防疫政策的限制，全国各地的KTV大多数自疫情之后就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复工日期仍不确定。
“房租和人员人为是最大的压力，每月需要或许三百万左右的房租，许多房东不愿意免租，有的房东表现最多负担一半。”胡晓伟的29家门店共700多员工，他给员工发放了2000元／月的生活保障，但一连多月停业，他感受很艰难。
房租、人工涨得太快，一旦没有收入，很难撑下去。胡晓伟已经卖掉了一间谋划了五年但业绩欠好的店。这家店此前的租金是10万元／月，有40间包房，恰好到了要投资翻修的时间。
胡晓伟一直在为下层员工找兼职事情，“有的员工去洗车行，做快递，有的去口罩工厂、工地做暂时事情。”
曾浩然表现，除了大型连锁KTV，大多数KTV现在都给员工放假，不发人为了，大部门KTV也只有焦点员工有社保，大多数员工没有社保。“量贩KTV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员、店长都是初高中结业，以及来自外省、农村的小孩，收入普遍偏低，迟迟不能复工，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很大。”
对于一些还可以拖着不交房租和人员人为的KTV，影响或许要到复业后才显现。“复工之后，马上碰面临开工不足、开比不开幸亏还多的状况，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人转让店面。”曾浩然说。
据他预计，现在全国有10%的KTV已正式复业，20%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了，另有70%没有开放。
凭据划定，现在疫情低风险地域可以由谋划者自主决议复工复市时间，对文化旅游、餐饮及空间密闭且人员集中的场所，通过预约、分流限流等控制人员密度。4月16日，厦门政府率先公布KTV复工文件，4月18日，海口政府也公布了网吧、KTV等文娱场所可自主恢复营业的通知。克日宜春市也公布通知，表现5月1日起，全市KTV、演艺吧、影戏院、网吧等娱乐场所有序复工复产。曾浩然认为，大部门地域的复业可能要在“五一”以后，前提是疫情没有泛起重复。
K歌，过时了吗？
KTV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唱歌”和“酒水”这么简朴。这个行业因社交功效而火爆，也因社交功效被互联网抢走而落寞。
1994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连锁品牌钱柜在中国大陆开设第一家店，迅速将量贩式KTV带火。以钱柜为行业尺度，全国各地泛起了好乐迪、麦乐迪、夏绿地等KTV量贩连锁。
31岁的陈骊还记得，她第一次去KTV唱歌是2004年头三暑假，厥后唱K成了每次考完试、同学聚餐之后必选娱乐项目。“同学都挺喜欢听歌，爸妈也经常在家播放DVD，连着麦克风唱歌，其时就以为KTV的气氛、音效比家里好，和同学们团体运动也更热闹。”她告诉《财经》记者。
同为80后的汪莹朵记得第一次去KTV是为同学庆祝生日。“那时候很喜欢去KTV啊，究竟我们履历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月。”
高速增长的KTV消费在2012年迎来拐点。美亚歌KTV治理咨询首创人曾浩然告诉《财经》记者，2012年国家限制三公消费，对KTV消费发生了比力大的打击。
胡晓伟表现，更大的打击来自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线上化。智能手机时代，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全方位地向线上转移，个体气力提升，年轻人可以在手机上找到任何想要的娱乐方式，例如网游、综艺、购物、直播、线上谈天等，“互联网满足了许多人最细化的需求。”
2014年起，KTV行业内公司显着感应谋划状况不如从前。2015年，钱柜KTV大批关店，同年，万达团体旗下80多家大歌星KTV关店谢幕，成为这个1200亿元的行业走向落寞的代表性事件。
陈骊近几年去KTV的次数也大大淘汰。上大学时，社团运动、宿舍运动、寒暑假老同学聚会，加起来一年会惠顾KTV十频频，上班以后则淘汰到一年最多三四次，“一般只管选有优惠运动的时候去，好比银行给的团结优惠运动，或者京东Plus会员运动之类的。”一些年轻人也在网络上吐槽，现在的KTV是中暮年人的消费场所，店面气势派头、服务内容都不吸引人。
深圳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付自虎告诉《财经》记者，2000年起造就起来的70、80后消费者如今已经三四十岁，消费次数淘汰是正常的，90、00后应该成为KTV的主力消费人群，他们有更多的娱乐时间和社交需求，但许多90后都不以为KTV好玩，这是KTV行业每况愈下的基础原因。
北京歌友会连锁KTV投资人蔡建雄告诉《财经》记者，如今谋划KTV，赚的是微利。“2008年投资一家店，一年就能回本，现在一个月一家店只赚20万元，三、五年都无法回本。”
他举例说，一家40个包房、1500平米的门店，月营收80-90万元，其中月租金30多万元（房租1.2万元／天），20个-25个员工吃住、人为和其他花销等月成本60多万元，门店三四年还要重新投资，做点歌系统、音响、灯光、软装翻新。2012年至今房租涨了3、4倍，人员人为也从2000元涨到5000元-6000元，但每小时收费却在降低。
服务缺乏创新
疫情下一连停业，许多KTV老板们也在反思行业生长面临的问题。
不少KTV行业从业者表现，KTV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及企业自身的治理都在制约量贩KTV的生长，KTV生长了近30年，所提供的产物变化不大，创新不多，年轻人难免以为无聊，不少KTV至今还在寄希望于卖酒水赚钱。
同时，KTV行业从高增长生长到了平稳增长、竞争加剧的阶段，但公司谋划治理的状态依然粗放，营销方式跟不上，缺乏会员治理能力，公司内部的绩效、目的治理也比力粗放。
曾浩然表现，许多KTV的主要事情还是排班、接待、处置惩罚投诉，只知道定目的，好比定一个年营收800万的目的，却不知道怎么通过治理告竣目的。KTV行业从业者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一直以来也缺乏人才造就机制，这一点严重制约这个行业的生长。
娱乐业蓬勃的日本是K歌文化起源地，日本有七八个有实力的KTV大品牌，包罗第一兴商、Round 1、Shidax等上市公司。对比日本，中国的KTV行业还没进入治理的尺度化时代，企业实力弱，加盟率很是低。
一个完善的加盟体系可以给企业带来品牌力和客源，支撑起更有效的会员治理，但中国的KTV行业大多数是小我私家老板投资，几小我私家合资开店，许多地方泛起相同名字的店，实际上是“重名”，而非加盟输出。有加盟能力的公司仅有几家，包罗唱吧麦颂、台北纯K、魅KTV、K歌之王、宝乐迪等。
“这次的疫情是KTV行业洗牌的提速器，疫情加速淘汰了旧产能，不重视治理、无法应对风险的KTV会被淘汰。”曾浩然说。他也认为，因为疫情简直很是严重，攻击面比力大，也“误伤”一些自己治理水平不错的店。“疫情变得常态化，这一年商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陈骊认为，KTV需要想想措施，如何吸引更多学生和年轻白领。“我去KTV，唱的也是陈奕迅这些老歌手的歌。在校学生时间多，可以去唱通宵，我的90后同事会看许多综艺节目，好比我是歌手、中国有嘻哈等等。他们追汪苏泷、许嵩、华晨宇、周深这些新一代明星的歌，另有种种抖音神曲。”
“K歌的牢固人群还是存在的，疫情之前，店里一到周末就爆满，有时还要排队一两个小时，KTV是一小我私家们发泄情绪的好地方，要解决的是消费人群萎缩、消费频次淘汰的问题。”蔡建雄说。
胡晓伟也认为，虽然人们的娱乐方式增多了，但KTV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人们娱乐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唱歌，可以释放压力，获得自我满足，人们还是需要以歌会友这种社交方式。
“音乐自己自带奇特的属性，它的节奏、律动、鼓点逾越语言，给人们带来本能的放松，听到好听的歌人们会感动。”
如何让K歌再次变酷？
近两年泛起了一些新的歌颂娱乐方式，例如酷我、酷狗、唱吧、全民K歌等线上云K歌App，以及商场里的密哒、友唱等迷你歌咏亭，新模式也可以满足部门消费者的K歌需求。
对于这些新的歌颂娱乐方式，曾浩然认为，此前小我私家及创投资本事投的项目汹涌澎拜，已经泛起投资过剩的局势，最近半年投资已经降温。
“歌咏亭使用的是人们候机、逛街时的碎片化时间，有需求，但需求没有那么大，这些形式不会夺去太多量贩KTV的生意，而线上云K歌和线下KTV的关系，与去酒吧还是在家喝酒是一个原理，在家喝啤酒只要几块钱，但年轻人还是愿意去酒吧，一群人，在特定场所，才有感受。”
付自虎认为，KTV实际上是一个以唱歌为载体的线下社交空间，如果仅仅想唱歌，用唱吧App，或者在歌咏亭都可以唱歌，但在线下KTV的特定场景下，可以实现实实在在的社交，朋侪之间可以增进情感交流。
作为消费者，陈骊也以为，去KTV唱歌的社交意义更多一点。“现在可能没人为追求音效去KTV了，究竟唱吧都出话筒了，‘素人’都能直播了。”她认为，KTV最适合的消费场景是“热闹的消遣”。她记得上一次去KTV是和同事去排年会节目，“我们一群人在好乐迪跳《卡路里》，循环播放这首歌，很解压。”
为了吸引新消费人群，一些比力有实力的KTV连锁近两年在实验运营更多强化社交属性的高端KTV。台北纯K推出子品牌K-party，温莎推出子品牌W K-bar。这些新一代KTV做了更具新鲜感的实验，为消费者提供联合了唱歌、派对、酒吧的多元空间，包房内不再是一圈沙发围着两张桌子这样的传统格式，会在包房内分出差别的区域，让来唱歌的年轻人可玩的工具更多，提供网游、电竞、桌球空间。派立方也主打派对，可以定制生日服务、管家服务，还可以请主持人来包房内主持运动。
这些高端KTV更舍得做硬件投入，使用多台投影在包房里营造海底、山间等差别的情况，做出玻璃透明包房等新的装潢，它们的服务人员素质也相对更高，与普通KTV相比，服务更热情、得体，台北纯K还请台湾师傅来做正宗的台湾美食。
尚有一些KTV走低价门路，将成本降到最低，但也通过新技术提供新的产物服务。例如魅KTV可以让唱歌的人实现跨地域生疏人之间的连麦合唱，用全息、AR等技术出现出与明星同台演唱的效果，还可以将消费者的照片、视频显示在屏幕上，陪衬气氛。这种控制成本、提供基本尺度服务的方式，让一些KTV更容易复制店面，例如魅KTV已经有100家店，唱吧麦颂有400家店。
曾浩然表现，这些定位清晰的连锁店，近两年会比力吸引年轻人，但许多其他KTV老板的思路比力粗暴，还是低层面的竞争，会以为“我装修好，价钱自制，就能打败对方”。“那些生意欠好的、没有个性的店，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
付自虎表现，如今网红直播带货是潮水，他所在的协会正在构想，如何培训KTV人员，在直播平台输出一些好的内容，吸引年轻消费者来唱歌。他表现，一些KTV也开始有了“数据主权”的意识，例如广东地域的皇室派对KTV就使用自己的App，为消费者提供订包房服务，将会员运营、数据运营自主权从美团等大平台手中夺回来。
曾浩然认为，疫情影响减退后，未来还是会有更多投资者对投资KTV行业感兴趣。他表现，谋划恰当的KTV，投资回报不错。“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从赚取暴利，回归到了赚取正通例模的营收，现在从2008-2013年的半年至一年半回本，到了两、三年回本的水平。”
他说，一些“外行”新鲜血液也在进入KTV行业，简直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魅KTV的许多员工来自旅店、互联网、新零售等领域，给KTV行业带来了差别的谋划思路。
一个滞后守旧、科技含量不高的行业，也意味着存在不少新投资时机。蔡建雄在谋划三家歌友会KTV门店之余，到场投资了为KTV行业提供数字服务、运营治理支持的K米公司，支持KTV手机在线点歌、K歌直播、包厢预订等服务，这家公司也拿到了腾讯、美团的B轮融资。
彭杰浩现在在实验加大线上引流，增加与客人的互动。他以为KTV行业还是有不少增长点，例如三四线都会、县城这样的“下沉”市场，“北京一个月几十万元的租金是三四线都会一年的租金数，三四线都会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虽然谋划KTV有种种难题，但谋划了十几年KTV的彭杰浩说，“我肯定还是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么多年了，能坚持，肯定是继续坚持。”
（应采访工具要求，彭杰浩、陈骊、汪莹朵为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