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徽州教育

　　以前曾听一位鲍老先生谈起，陈独秀当年曾来过徽州府。那时也只是听听而己，并不把它当回事。

　　两年前，偶尔看过一本书，真的印证了这位的老先生所说。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上，刊登了一篇石原皋老先生于1982年11月写的文章，叫《汪盂邹与辛亥革命》。文中写道：“1904年李光炯将其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旅汀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土集于该校，如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周震麟(湘人)、谢无量(川人)、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先后任该校教员。陈独秀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又在安徽公学教书。后又在公立徽州师范学堂(创立于1906年3月)担任监学。因此，汪孟邹与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等也成了朋友，从此科学图书社也成为革命的场所了。”

　　石原皋老先生时任省政协委员、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省科协副主席，徽州绩溪人，生于十九世纪末。石老先生称，“我常受汪梦翁的教益，并与其侄辈相交甚深，故知其生平。”老先生所说的侄辈，即是汪盂邹之兄汪希颜的后辈。

　　石老先生在文中还写道：“陈独秀比汪希颜小七岁，十八岁赴南京乡试，仰慕希颜之名，曾去陆师学堂看望汪，由汪的介绍，得以认识章士钊。希颜在其家信中有‘今日皖城名士陈仲甫来会’之句。他们常有书信来往。”

　　应该说，石老先生在《汪孟邹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说的事，尤其是陈独秀曾任徽州紫阳师范学堂一事，是比较可信的，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史料记载，陈独秀曾于1904年与房秩五、吴守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秋，该报因触怒英国侵略者，被勒令停办。此后，安徽公学中的岳王会成员开始各奔东西，柏文蔚去了南京，常恒芒到了安庆，陶成章东渡日本，黄宾虹也回到了家乡徽州。陈独秀作为岳王会总会的会长，继续留在芜湖，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孙毓筠行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而被捕，陈独秀的挚友柏文蔚等人因受牵连，逃到了东三省，此时的陈独秀处境更为险恶，相比之下，到徽州担任监学是明智的选择。

　　陈独秀究竟何时来到徽州?他在公立徽州师范学堂(即紫阳师范学堂)担任监学的时间有多长?苦于这方面资料的缺乏，只能作个猜测。从史料上看，1906年夏，岳王会总部决定全体加入同盟会，远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却把陈独秀晾在一旁，先后指派吴阳春、高荫藻、权道涵和孙毓筠等人为安徽分会的主盟。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恩铭后，陈独秀便渡海去了日本攻读英文。因此，陈独秀来徽州担任学堂监学的时间，只能定格在1906年夏到1907年春之间。依陈独秀的性格和其活动能量而言，他在徽州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五四”之后，因众所周知的缘由，陈独秀生前及死后一直处在不尴不尬的境遇，国民党政府视其为“共党”，在党内他又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是个谁也不敢沾上边的人物。故此，其一度从事徽州教育的历史被长期湮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陈独秀毕竟还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紫阳师范学堂百年诞辰的前夕，重提这段往事，还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